为了求实——
回应求实《剖析海凡的〈我是谁〉》

为了求实，我在这里对求实的文章《剖析海凡的〈我是谁〉》作简要地回应。

1. 海凡有无可能没有地下组织关系被内政部围捕而随后上队？

   求实说：有参加公开文团活动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成员，内政部懒得理你，如果海凡的“供证”可以成立，多建两个樟宜监狱也容不下那么多人。如果你不是参加某种秘密组织，内政部会对付你吗？

   事实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新加坡公开文团十分蓬勃，这里集合了许多有朝气，有理想的年轻人，当然也有地下组织成员参与。我所在的文团就有这个情况。我没有参与地下组织。一个晚上内政部对文团里被怀疑的成员发动围捕，（我因为文娱活动积极也成为对象之一）。而那时我在某工地打工，租了间小木屋在外居住，不住在自己家中，内政部人员扑了空。得到邻居通知后我赶紧逃亡。我深知如果我在这个小岛上，早晚要落网。所以我联系一位地下组织成员，（事前他曾告诉我他的地下身份，但我抱持怀疑），到了那个时节我只好孤注一掷，希望得到他的协助转移进马来半岛。当然也必须说，我联系他也已经做好了上队的选择，觉得那是一个改变国家前景的奋斗方向，是践行理想的道路，所以过后我呈交了参军志愿书，并被接受。就在那位地下组织成员的安排下，偷渡进入半岛，辗转到达马泰边区。

   当年，作为普通群众被有关当局围捕，我不会是唯一的一个，有些被抓了，发现没有地下关系，关禁一阵子便予以释放。当然也会有像我这样的状况，被追捕，被迫逃亡，同时也自己选择参加部队。

   从求实文章看，他似乎熟悉部队情况，熟悉组织状况，希望他设法联系下山后的部队成员中的负责人，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以此途径彻查海凡所说是否属实？我在部队的直接领导都还健在。（求实先生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介绍有关关系）可以从他那里问清楚，海凡是不是原非地下成员，因逃避追捕，作出选择，经由地下组织安排上队？

2. 海凡能否让内政部官员“答应”他的要求？不必坐牢囚禁，不上电视发表自白悔过书？

   我们第一批回来的四人，都在合艾与新加坡内政部官员面谈，双方各自提出条件，他们除了了解情况之外，主要确认我们承诺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跟马共切断组织关系，不参与任何危害新加坡内部安全的活动，并要求我们必须遵守五个限制条件。这些在我们回来时都曾公布在报章上。

   而我提出的三个基本要求：拿回身份证，恢复公民权利；不接受坐牢囚禁；不上电视发表悔过书。

   情况确实就如我在《我是谁》中所说。求实的文章说：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内政部是滴水不漏的，有这么好的机会怎不会大作文章？胡扯什么“电视节目时间很宝贵的”。即使多宝贵，也比不上一个上电视悔过的前人民军的自白，那将是轰动全国的壮举。

   这样的说法在六，七，八十年代，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还有武装斗争，还有地下组织活动，前人民军上电视悔过的自白，可以大大打击党军威信，打击地下组织，有其政治作用。可是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合艾和平协议，军队解散，地下组织没有了，让我们上电视发表悔过书还能起这样的作用吗？我转述的内政部官员的嘲讽，虽然是真情实况，无奈这时候，却也是没有什么途径向求实先生提出他会满意的证明的。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四人，以及后来再回来的两人，以及其他陆续返回探亲或工作的新加坡籍前人民军，也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回来，并没有任何一人上过电视发表过悔过书。内政部也考虑到必须有这个退让，我们才愿意接受他们的条件回归。

3. 男性新加坡公民如果有国民服役问题，必须与国防部解决。我和另一位面对没有参加后备役训练（因为是后备役，所以不上军事法庭），在初次庭审时被判坐牢18个月，我们当然认为不公，还有受骗的感觉。立即决定上诉。最后在高庭辩护律师用以前的判例为我们争取到罚款了事。这样的判例也成了以后回归的前人民军人的处理方式，他们在初庭被罚款一次就解决，免了像我们那样的折腾。如果一定要说是我做出什么交代才能换得这样的对待，却是无中生有的想象。因为事实就是在我这里没有任何地下组织机密可言。

4. 我说合艾和谈中，我们提出让马共公开合法，提出摧毁那个把马共踩在脚下的国家独立纪念碑的要求，并没有获得实现。这并不是为表达对党军的不敬，而是要说出真实，所有的谈判都需要做某种妥协，这是我们在部队时就已经知晓，并理解和接受的。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作为弱小的个体，为了对家庭尽一些责任，为了自己的下半生，做出一些妥协就那么不能被理解和接受？为什么采用这样不同的标准？

两篇文章，一篇回应叶德民，一篇回应求实，我想说的差不多都说了。当然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以下再指明几个基本事实：

• 海凡76年上队，坚持直至89年合艾和平协议才下山。如果熟悉部队生活，都会知道机动人员担负的是什么？出发了随时都可能会牺牲。在部队13年，我几乎干过所有机动人力会被分配到的工作，我服从命令，默默苦干。我不是没有缺点，不犯错误，但是我改造自己，坚持到最后。在和谈还未开始前，我的表现得到了肯定。部队同志军武说：“海凡和有些人不一样。有对夫妻，新加坡人，跑山路交通，在接头站见过。第二次再去，人们说他们开溜了。海凡和大家，一直走到和谈的到來，光荣下山。”和我一起上队四个人，有两位是地下小干部带着队员，后来那位干部当了逃兵。80年代中期，叛逃事件时有所闻，那时我在民运队，在农村活动，我没有想过当逃兵。求实把我们的辩护律师为赢得官司的说辞，用来质疑我在部队的忠诚，“这跟他所说的死也要‘埋在阿答头’是两码子事。”不但不尊重基本事实，也显得无聊。

• 海凡回返，经过内政部的审查，接受什么条件，遭遇官司怎么了结，这些都刊登在报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做选择，能表示理解和接受，我感恩；不能接受，并且要强力谴责，要辗转非议那我也必须面对。但是我回来的整个事实就是那样，我没有上电视发表悔过书，没有提供给内政部什么我根本也不拥有的地下组织与人员的机密。

• 如果能够拿到海凡作为内政部特务从事渗透活动的证据，或者出卖了谁，招致损害的记录，都可摊开出来，让证据说话。就如陈庆阳先生在《小松鼠·苍蝇·战士》中所说“杀人要见血。见了血，钢钢的证明摆将出来，让那牛鬼蛇神，摊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就足以堂堂正正、漂漂亮亮地表明，你的所作所为，不是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不是自我神圣，不是沽名钓誉，不是人格谋杀，不是污蔑，不是血口喷人。”

• 海凡出版两本著作，他怎么书写部队生活，怎么表达他对过去那段年月的反思，报章也刊登对他的采访，一切都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有没有如叶德民大文所说“字里行间极尽抹黑前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日常生活！” “在描绘整个马来亚共产党武装部队的日常生活，都是在豢养野生小动物为乐，整个部队丝毫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味！” 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里不对写作问题展开探讨。而陈庆阳先生在他那篇《小松鼠·苍蝇·战士》中，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阐发就很好。

（2017-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