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山农
《第七章》 〈 〈 〈
南大学生有使命感，学生会的领导人更是如此。他们生活简朴，类于清教徒。在南大遭受迫害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维护南大，维护华文教育，遭受残酷迫害。
有些学生会的领导人，在毕业之后，愤而投身政界，继续捍卫南大与华文教育，遭受更残酷的逼害。
南大与南大学生是合成一体的，对南大学生的逼害，也就是对南大的逼害。南大学生捍卫南大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却因此而遭受残酷逼害。李光耀的残暴手段，真是天理难容！
现在回头看历史，才看清楚，李光耀对南大和南大学生的迫害，并不是在他上台执政之后才开始，而是在之前已经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是星加坡自治政府立法议会选举年。人民行动党在一九五四年成立，正好赶上这次大选。
当时，受华文教育者帮助他竞选，让他登上政坛。可是，他不满意，受华文教育者对林清祥的支持多过他。他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和“沙文主义”。这两顶帽子，他一生都在用。
当时，英国人就拿“共产党”和“沙文主义”这两顶帽子来扣在受华文教育者的头上。李光耀完全站在英国人一边。每当他攻击南大和受华文教育者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把这两顶帽子拿出来扣上。
英国人制定的内部安全法令，是专门对付反殖民主义者的，华人是首要目标。李光耀上台后，不仅不废除这样的恶毒法令，更肆意利用这条恶法来迫害反对他的人，迫害受华文教育者，迫害南洋大学的学生。其内心邪恶，手段毒辣。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与十九日，林有福就利用这条法令，逮捕七名工会领袖、教师和学生。其中包括各业工联会主席林振国、妇女协会主席陈蒙鹤、教师陈玉兴和陈孟辉、华校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陈广风、学生许统英等。十月一日，逮捕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领袖孙罗文和工运人士谢奕田。谢奕田当时也是李光耀的党中委。他是受华文教育者。李光耀借刀杀人，清除异己。孙罗文当时已是南洋大学文学院一年级学生。这是李光耀暗中打击南洋大学的开始，而无人察觉。
孙罗文是个非常有才干和魅力的学生领袖，担任中学联主席时，李光耀是中学联的法律顾问。他信任李光耀，却被李光耀害了一生。
一九五七年三月，林有福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再到伦敦谈判宪制。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动党出席。
林有福欠缺领袖才干，李光耀成为这次宪政谈判的主要角色。李光耀就在这一次宪政谈判时，跟英国殖民部大臣相勾结，出卖林清祥，出卖孙罗文，出卖帮他上台执政的同志，卑鄙无耻，无以复加。这件事，林清祥与所有受华文教育者，都被蒙在鼓里。
根据英国解密的档案，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伦敦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的海底电报“绝密”信件，内容关于新加坡宪制谈判（影印件及译文收在《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60-61页）。
林有福与周瑞麒及李光耀等人，同意英国人设立内部安全委员会，可以用内部安全法令来逮捕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而无需审判。这些人中，受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人都有，而李光耀最想要迫害的主要是受华文教育者。凡是被逮捕者都不能参加选举。
这是李光耀用内部安全法令来迫害受华文教育者的开始。这个迫害运动，导致最终铲除整个华教系统，并关闭南洋大学。
李光耀的这个举动，关系到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的生死存亡，可是当时南大的创办人和南大学生都完全不知道。李光耀就像是在暗中放出化学毒气一样，被害死者全无知觉。
这个时候的李光耀，胸有成竹。他已是英国人选定的代理人，在等着登基，取代林有福（见《林有福是李光耀的上马石》，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林有福领导的5人代表团在次轮宪制谈判中，也以亲英的态度来配合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盘算。林有福与李光耀等人同意了设立内部安全委员会，拱手让出新加坡内政的自主权给外国人。宪制谈判参与者也设计了一项反颠覆条文，以便把华人政治领袖，挤出1959年的自治邦大选。显然的，其政治目的就是要确保亲英的政治势力，能够在大选胜出，以领导自治邦政府。……
1958年英国殖民大臣坦白的告知林有福：你不是新加坡未来的政治领袖。显然的，这时英国人已经有了心目中的理想对象，他将会被扶持并培养为新加坡的未来总理。根据，英国学者哈柏的分析：1956年过后，英国人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人民行动党。这是因为李光耀在次轮宪制谈判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换言之，李光耀的政治观点符合英国人的政治利益。
林有福在政党政治上虽然尽了全力争取胜利，但最终还是以凄凉惨败收场，不敌李光耀的竞争。1959年3月4日，林有福在立法议会上，以极度失望的语气表达了心中的愤愤不平：这个政府尽心尽力打击颠覆分子来清算人民行动党内部的左翼势力，这都是为了人民行动党的利益……我为人民行动党作了许多的好事，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在和人民行动党商议后进行。
英国人非常希望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大，但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做。选定李光耀为代理人后，这件事就由李光耀完成。他做人和做事的宗旨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林有福政府逮捕南大政治经济系第二届学生吴宗泽，他是《南大火炬》的编辑。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光耀上台后，首次派军警进入云南园，逮捕两名南大学生，物理系第一届的胡水，物理系第二届的凌绪和。
到这个时候，迫害南大和南大学生已成为李光耀的习惯。一直到一九六六年，遭受李光耀迫害的南大学生，超过四百人。
由于李光耀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和沙文主义，南大和南大学生遭受迫害，并最终被关闭，已无法避免。
一九六三年是新加坡的选举年。当时，李光耀面临政治危机。如果公平竞争，举行议会选举，他将一败涂地。这时，他利用英国人制定的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主要的反对者，无需公平审讯。其中包括数十名南大在籍学生和毕业生（见下文受逼害学生名录）。这是他一生之中最深重的罪孽，也是改变他政治命运的关键。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李光耀以代号“冷藏行动”逮捕反对者，包括南大学生。由马来西亚军警进入云南园，逮捕学生。这些军警有如野蛮的土匪，把南大同学当恐怖分子，残暴对待，有不少同学被残暴毒打，也有女同学遭受污辱。南大学生会随即召开大会，发表抗议声明。
这不是教育事件，纯为政治迫害。李光耀就在这一次行动中，把反对者关进牢狱，社会充满白色恐怖气氛，借以恐吓一般民众，不敢投票给反对党，以维持自己长久执政，而南大更由此遭受百般迫害。
在《南洋大学学生楼落成特辑》画报中，《对大学神圣权利的严重侵犯》文中记述在“冷藏行动”中，南大学生所遭受到的逼害：
1963年2月2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清晨，在英马星三方面串通下，数以百计的军警人员在没有得到学校当局的许可下，摸黑闯进了神圣的学府——云南园，逮捕了我会副主席莫水生、钟文彬、及我会财政谢和成、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云昌锭，许多同学的宿舍被无理搜查。与此同时，警方还在全星进行1956年918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扫荡，被捕者中包括本校史地学会执委蔡秀姗、陈献芙、政治学会副主席白天源、中文学会会长郑祺全、生物学会执委陈春霖，以及南大校友，政党、工会、文化团体领袖，人数超过了120位。事后，本会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政府此举，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开审讯，否则应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者。然而，时至今日，政府没有也不敢在法庭上对被捕者公开审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120多位（包括优秀的南大儿女）被捕者是无辜的。
和全星加坡人民一样，南大学生从来就是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我们渴望着和平安宁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向所作所为，是光明磊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七百万马来亚人民的！我们不能容忍，当局为了一己私利，竟然无视神圣的民主权利与大学的基本权利，任意逮捕我们的同学以及民主人士。政府以这种粗暴的行径，干预人们的正常生活，不能不使人们对所谓快乐，繁荣的马来西亚感到深深的忧虑。
“二二”事件又一次使人们认识到，违背人民意志的人，唯一的途径是进行镇压。
李光耀以残酷毒辣的手段对待所有被捕的反对者，包括南大学生，残酷毒打、单独拘禁黑房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一九六三年九月份的选举，因为主要的反对党人都被关在监狱中，不能参加竞选，而在选举期间，李光耀派特务到各个角落散布谣言，说是选票上有号码，可以查出谁投票给反对党，将被报复，失去工作。一时人心惶惶，到处都感到白色恐怖的气氛。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李光耀得以继续执政。
选举结果揭晓的第二天，九月廿二日，李光耀宣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理由是：“陈六使曾经积极和南洋大学的反国家共产党活动队伍合作，这群人以前是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的鼓动者。陈六使曾经公开地与大事叫嚣地干预这次选举，签署这些共产党以社阵候选人身份起草的声明，抨击政府。”
从一九五五年起，李光耀配合英国人，把受华文教育和维护华文教育的人，戴上“共产党”和“沙文主义”，以便有理由迫害。陈六使先生为维护民族教育而被褫夺公民权。他一开始就准备为南大倾家荡产，奉献一切，现在更被褫夺公民权。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五日，陈六使先生辞去南洋大学理会主席职务。从此，李光耀一步一步控制南大，越来越疯狂。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李光耀调派大批军警闯进云南园，逮捕并蓄意殴打手无寸铁的南大同学，有数十名同学受伤。在《学生会第七届常年工作报告》的《血的控诉》文中详细记录当时情况：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六日，星马英反动政府动用大批军警闯进云南园无理逮捕我同学，并蓄意挑起流血事件，数十名同学在军警的暴力下受伤。本文系就其中数位伤势较重者而作的实况报导：
我们怀着彻骨的仇恨向世界控拆！
我们向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控诉：大批武装军警特务对手无寸铁的南大学生的血腥暴行。我们记下这笔血债，为的是要和受难者一起永远记着这笔血海深仇！
我们首先访问了李怡书同学。
地理四年级的李怡书同学于被推下沟后便昏迷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大批军警特务已将他团团围住，实行羣殴。在凄厉的吆喝声中，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胸前背后，数不清的警棍也在他的头上飞舞。警察还进一步使用藤鞭死劲地往他腰部、手臂抽打。顷刻间，李怡书同学的衬衫已经染上了大片鲜血，血迹斑斑。
至此，怡书同学乃被押上警车。最后由于伤势严重警方方才将他送往中央医院治疗。
目前，怡书头部的伤势特别令人担忧，总共缝了八针。胸部淤血，伤势也不轻。现在只要轻声说话便感到疼痛难受。据检验他的医生说，他的肺部已受重伤。这是因为特务曾屡次命他举起双手，任他们使用枪柄，拳脚殴击的结果。
李怡书同学的那件血衣如今已成为血的见证，我们呼吁同学，呼吁每一位有良知的人起而制止类似事件的重演。
另一位伤势极重的同学是经济系二年级的翁隆盛。
翁隆盛同学也是于被推下沟后，无法逃脱，落在军警特务手中。他于饱尝数十名军警特务的拳脚交加后，便被押至红车边等候。至此，一组归队的军警都重复对他施以殴击。有一次他被殴至昏倒在地，军警特务将他踢醒。另一次被殴至呕吐，嘴角出血。特务们甚至用脚死劲地踢他的生殖器。被押上警事后，他又被按倒，如雨点般的拳头又一次不绝地落在他身上，至此他的脊椎骨受伤。于被押至警局录取口供时，警方人员再度百般欺凌他，要他下跪。翁同学坚持不依，这样，翁同学乃再度惨遭殴打。最后伤重昏倒于地。
估计殴打他的军警特务为数超过百名。
目前他的胸部积血青肿，眼睛浮肿，全身从头至脚无一处不受伤。据医生说，翁同学受的是内伤，胸部伤势颇重，而更令担忧的是内脏特别是肠胃的伤势。
一个手无寸铁，热爱真理和平的大学生，被为数超过百名的军警使用棍棒，枪柄，铁拳围殴以后，如今那些殴打他的人还准备将翁隆盛同学提控于法庭。
另一位被殴至遍体鳞伤的同学是刘扬。
刘扬同学头部的伤势特别严重，总共缝了八针。于回校后头部一直出血不止。当晚(廿六日)同学们一共为他换掉两件血衣。隔天早上，我们再度获知刘扬同学的头部仍然血流不止。
刘扬学不仅头部重伤，他的胸部、腰部。手臂也都伤痕累累。
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向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高声控诉警方对受伤同学的惨无人道的虐待！
李怡书和刘扬同学由于流血过多，神智本已昏迷不支。但仍被警方加上手铐，从医院把他们劫持至武吉班让警署盘问。警方人员并蓄意加重李怡书同学的伤势，不顾其他受伤同学的劝阻，把他硬拖上警车，使他一度痛绝昏迷过去。
另外两位伤势颇重的女同学李青(腿部重伤，不能行走)和李婷婷(头部出血、脚踝受伤缝了三针)，同学护送前往中央医院就医时，竟也被警方无理扣留。当他们被带至武吉班让警署后，李青同学由于要求食物充饥，警方乃飨以警棍，使她的腰部也蒙受重伤。
至于其他的二十多位受伤同学，由于时间匆促，我们无法一一报导，但是每一个南大同都将和受难者一起，永远记牢这一次的血腥暴行！
此种血腥暴行，即使是数十年后回看，如此众多同学受此残暴伤害，仍让人义愤填膺。
十月三日，学生会召开紧急同学大会，并号召同学罢课，以捍卫南大的纯洁性：
1963年9月26日深夜，军警再度闯入神圣学府，兽性大作，逮捕、殴打，侮辱同学，造成流血事件，震撼全星马。军警这一血腥暴行，从另一面赤裸裸暴露政府欲图变质南大的狰狞面目。我同学鉴于事态严重，乃于十月三日上午集会文学院礼堂，全体肃立，庄严宣誓：矢死保卫我南大。大会并于激昂慷慨的气氛下，一致通过下列四项决案，今后即展开罢课斗争，以实际行动捍卫我南大的纯洁性。……
本大会号召全体同学罢课三天强烈抗议政府毫无谈判为解决南大问题，漠视学生会所提四项先决条件并企图通遇谈判改制南大进一步迫害南大。
南大是学府，是学术自由的圣地，校园宁静，政府无任何理由拍军警进入校园，残暴毒打学生。这是血腥暴行。
学生会还重审前此提出的要求：
1．放弃褫夺陈六使主席之公民权
2．保证不得修改南洋大学法及不得利用任何谈判企图改变南大之民族大学之性质
3．释放二名南大理事会理事及被捕同学
4．保证不再动用军警、特务、建国队以破坏大学自主权及安宁的学习气氛
5．无条件资助南大
6．承认南大学位。
这些要求，李光耀当然不答应。他只希望尽快把南大关闭。
同一天，学生会也发出《10·3罢课事件告同学书》、《10·3罢课事件告师长书》、《10·3罢课事件告社会人士书》，解释学生会对南大前途的关怀，对逮捕事件的立场，以及捍卫南大的决心。
在《10·3罢课事件告同学书》中说：
……南大的胜利，正象征华教、华族文化的胜利；南大的失败，便是华教、华族文化的失败。
为了捍卫南大，为了捍卫民族教育有着光辉灿烂的发展前途，起来！罢课！英勇展开战斗！历史必然宣判我们进行这行动的正确性！
在《10·3罢课事件告师长书》中说：
我们的学校，正是我们文化的堡垒，南大一旦失去而被政府任意操纵，便意味着华文教育从中小学以至大学的全盘垮台，便意味着华族文化必惨遭扼杀的厄运。试问世界上任何民族谁没有爱护本族文化的自尊心？谁没有维护本族文化的权利？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自己文化被人摧残、蹂躏，以至于灭亡？难道我们就愿意眼望着行动党横行霸道，任意进攻南大？难道我们就心甘情愿看着千百万人民血汗建成的南大毁于一旦？
不！绝不！作为民族教育熏陶下的儿女，我们同学誓死保卫南大！保卫华教！保卫南大继续作为一间民族大学的性质！保卫华文教育不被人宰割、惨杀！因此我们被追罢课以示反抗政府的卑鄙意图。
侭管我们这样的行动，可能再度招来军警疯狂的殴击，然而即使我们的鲜血流遍南园，我们也绝不后悔，我们义无反顾，我们「临大节而不可夺」，我们坚欲保卫南大作为民族教育大学的性质。我们维护民族教育的志气决不是任何殴打、逮捕以及侮辱所能夺取的。我们早就向全世界友人宣誓：每一个南大同学，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将永远是保卫南大这座民族教育堡垒的尖兵。
这些话，理直气壮，展示出天地间的正气。然而，在面对蛮不讲理的恶霸，不会有任何作用。最终，南大儿女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而南大也最终被关闭。
在《10·3罢课事件告社会人士书》中，重申在九月三十日给李光耀函中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以及誓死保卫南大的决心：
南大学生会鉴于事态非常严重，南大有被并吞危险。乃于九月卅日致函李总理，提出谈判的四大先决条件，要求政府于十月二日前明确答复：
……我们谨此庄重宣布我们为保卫南大的被逼采取罢课行动从今天开始！
我们谨此向大家宣示南大学生决心誓死保卫南大！
十月三日，南大学生会展开为期三天的罢课，以抗议新加坡政府改革南大，以达到控制南大的意图。
南大学生有极强的使命感，热爱与捍卫自己的民族语文和教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精神来自从小所受的道德教育，择善固执的情操。明知以卵击石，亦勇往直前。南大学生与学生会就以这样的气概面对强权，捍卫母校。这就是南大的校风，这就是南大的精神。
在《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书中，也记述军警包围校园，逮捕南大同学情况（又见《南洋商报》2000年12月23日版）：
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后，李光耀乘行动党大胜余威，先行褫夺陈六使公民权，致使他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职，紧接着9月26日凌晨2时，第3度派军警进入南大，逮捕5名在籍学生。
在逮捕过程中，有4辆警车遭到千多名寄宿生包围，出不了校园，学生要警方人员尊重大学自主权，就地等候庄竹林副校长前来处置。在群情激昂中，他们锁上校园大门，又将警车轮胎放风，迫使车内的警方人员下车与学生理论。
就在争执不下之际，已经先行离去的镇暴队红车又重回校园，数百名武装警察一面施放催泪弹，一边冲锋，逢人就打，手无寸铁的学生无法抵挡，唯有四处逃避。
在这次学警冲突中，有两名受伤遭逮捕的学生在暴动罪名下被控上法庭，他们是经济系二年级的翁隆盛和地理系四年级的李怡书，后经马绍尔代表辩护，皆无罪释放。5名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的在籍学生为：学生会外交部主任周增禧、前学生会副主席颜致今、中文学会会长黄乙新、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摄影员欧笑作、应届毕业生李腾禧。
同时被捕的毕业同学会负责人有：王发祥、林世昌、林健生、陈文藩、林源德、施义开、谢醒民。《大学论坛》等6种校内刊物的出版准证也同时被收回。
10月7日，千多名南大生齐集新加坡州政府大厅，向代总理杜进才呈递请愿书，提出6点要求如次：（1）放弃褫夺陈六使公民权；（2）释放被捕的南大理事会理事及同学；（3）保证不修改南洋大学法及不得利用谈判企图改变南大的民族大学性质；（4）保证今后不动用军警侵犯大学自主权与和平的学习环境；（5）无条件资助南大；（6）承认南大学位。
南大同学手无寸铁，无论对何种课题，均和平表达意见，从无暴力。军警的暴行，必定是李光耀政府授意的。他的手段跟蒋介石逼害学生的手段一样样。单在一九六三年，受逼害的学生就为数约四十人。
虽然李光耀一时得逞，但他的业障却更深重了。这就注定他要面对家族一波又一波的灾劫，祸延子孙，就是死后，也不能止，“恶有恶报”，真实不虚。
一九五八年，殖民地政府加紧炮制《白里斯葛报告书》。林有福则是站在台前的傀儡。这一年，英国人坦白告知林有福，他不是新加坡未来的政治领袖。英国人心中属意的是李光耀。英国人将扶持他成为自治政府的总理。
一九五八年三月间，李光耀和马共代表方壮璧会晤，讨论双方合作的事，而会晤的地点就在政府办事处外面，那是在英国人的监视范围之内。李光耀不可能不通知英国人。
李廷辉在他的博士论文《联合公开阵线：共产党在新加坡的斗争，1954-1966》中说：“政治部清楚知道方壮璧跟李光耀有所接触的事情。”非常清楚，李光耀已事先把会晤的时间地点告知英国人。显而易见，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李光耀已是英国的代理人。
英国人决定扶植李光耀，大大影响了新加坡的政局，也大大影响了南洋大学的命运。
《白里斯葛报告书》在林有福时已经完成，表面看来跟李光耀没什么关系，实际这份报告书必定是由李光耀出主意炮制的，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用报告书来毒害南大。
《白里斯葛报告书》在林有福时虽已完成，但并不发布。直等到李光耀在六月五日上台后一个多月，七月廿二日才正式发布。这《白里斯葛报告书》显然是由李光耀谋划，为李光耀定做的。
第二天，七月廿三日，李光耀马上委任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检讨《白里斯葛报告书》并提出建议。李光耀上台后的第一要事，便是加紧迫害南洋大学，直到最后关闭。
英国人原本希望林语堂可以改变南大的发展方向，成为反共堡垒。无奈林语堂急功近利，以致力不从心，失败而逃。如此一来，英国人只有通过自治政府来对付南大，并强力关闭。这样的事，林有福显然不能胜任，而为英国人所遗弃。英国人便另外扶植李光耀出掌自治政府。李光耀精于计谋，奸诈毒辣，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正合英国人的心意。
李光耀上台后，委任他太太柯玉芝的姐夫杨玉麟担任教育部长。这显然是为了对付华文教育，对付南洋大学，必须委任一个亲信担任教育部长。李光耀一直标榜“任人唯贤”，实为谎言。杨玉麟只是个中学毕业生，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前，是新加坡华侨保险有限公司的职员，对教育一窍不通，但他有一个绝大的优点，他是李光耀的自己人。李光耀委任他当教育部长，可以完全按照李光耀的意旨对付华文教育。因为杨玉麟是个庸才，当了一任教育部长之后，便被调去当卫生部长。卫生部长通常由没有什么作为的人出任。教育部长就由马来亚大学毕业，又懂华文的王邦文接任。他的任务是全力对付华文教育，全力对付南大。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一日，《魏雅聆报告书》完成。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正式发布。第二天，二月十日，新加坡教育部长，李光耀的连襟杨玉麟，在立法议院发表有关南洋大学的政策演说。演说的内容有两个重点：
其一，政府接受《魏雅聆报告书》中对南洋大学的改革建议。
其二，南大校董是商人，没有教育资格，不应该办教育。
杨玉麟当然是代表他的连襟李光耀讲话。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李光耀说的。他不可能讲李光耀不要他讲的话。表面上是杨玉麟大肆攻击南大，实际是李光耀在背后操纵。
杨玉麟讲的话，显示李光耀已准备好向南大和华文教育整体全面进攻，灾难正步步降临。
在一九五九年选举之前，受华文教育者支持李光耀，原本以为他会改变殖民地政府歧视华文教育的政策，绝没有人预想到，李光耀上台，却是华文教育的灾难于此降临。他一上台便发布极其恶毒的《白里斯葛报告书》，猛烈攻击南大，并立即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向南大步步进逼，直至关闭。
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建议，就是第十九章第十二项：
有关把四年学制改为三年学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暂时放弃，直至改组完成为止。
这项建议，表面看来是把四年学制改为三年学制及实施荣誉学年制的两项建议暂时放弃，实际是延后实施。
这段话隐含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当时已讨论改变南大的学制，但在报告书中，没有明确的建议。是谁提出改制的呢？显然是英国人和李光耀。这“改制”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只有改制之后，南大才能与马大合并。报告书中建议延后，但延后到什么时候呢，没有说明。后来的发展很清楚，就是延后到《王赓武报告书》的时候。“改制”是王赓武报告书的核心建议。
虽然《白里斯葛报告书》中没有详细说明南大改制，但紧接下来的《魏雅聆报告书》就明明白白讨论了。第一章第四节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决定采用何种措施以便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使它能够在提倡本邦高等教育上作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一致同意，在此期间内，应采取步骤，把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讲到这种联系的性质，我们的意见却不能一致：翁姑阿芝和史林尼哇山两君认为南大应早日和马大合并，其他的委员们则认为本邦有需要一间以上的大学，但以那些大学能具有马来亚意识内容为条件，而且这两间大学的联系应能达到最大的效益。然而委员会确一致认定，到了改组末期，南大该能发展为一所让来自马来亚各种中等学校的学生均能有机会受教育的大学。
这番话包含这几点非常重要的意思：
南大与马大紧密联系的想法，没有明确说明，这是为了方便李光耀可以随意塑造。
合作与合并
当初，南大创办时，便一再强调，不分种族，任何人都可以报读南大。这是很开明的想法。但同时也强调，南大是双语大学，以华语和英语为教学语言。
可是，《魏雅聆报告书》中所讨论的南大与马大合并，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南大与马大合并，那就只能是南大并入马大，改为以英文为单一语文的大学，不可能马大并入南大，改为双语大学。
南大将在什么时候与马大合并呢？上文明确说“在未来的三四年间改进南大”。这显然是李光耀定的时间表。
两间大学合并的事，就由四年后，一九六五年的《王赓武报告书》确定。李光耀是谋害南大的元凶，王赓武则是侩子手。
李光耀炮制《魏雅聆报告书》时的马来亚大学，就是李光耀炮制《王赓武报告书》时的新加坡大学。
在李光耀强迫实施《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以“改进南大”后，一九七五年，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大学”的前面加上“国立”两个字，两间大学“合并”，南洋大学就从此消失于人间。
在《白里斯葛报告书》之前，一九五九年，殖民地政府以《马来亚大学法令》为蓝本，制定《南洋大学法令》，到《魏雅聆报告书》时，便以马来亚大学为蓝本来改变南洋大学，而以南洋大学最终并入马来亚大学为目标。南大将由双语大学改为以英语为单一语言的大学。
《魏雅聆报告书》与李光耀的连襟杨玉麟的教育政策演说，引起星马华人社会的舆论哗然。南洋大学的命运在这个时候已尘埃落定：南洋大学不久将不再是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而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体系也必将被李光耀消灭。
1、改革的目的
李光耀在炮制《魏雅聆报告书》后，要求南大理事会与政府谈判改革南大问题。改革的筹码是：资助南大经费、承认南大学位。这两个诱饵是李光耀手中的筹码。他坚持以这两个筹码来改革，目的在于最终控制南大。
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南大发展得更好，而是为了控制南大。
南大理事和同学当然都看清楚李光耀的意图，但仍然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李光耀非常无耻，他一手高举筹码，一手高举刀枪。他的背后是残暴的军警。任何人不听话就关进牢房。
南大学生会手无寸铁的领袖，为捍卫南大，所受残害极大。天地有好生之德，而李光耀所作所为尽是伤天害理的事。手无寸铁的良民只能寄望天来收拾他，而他在中年以后，也确实是天天面对家中一波又一波的灾劫，天天面对因果报应，祸延子孙，无人同情。
2、学生会声明
一九六〇年五月四日，南洋大学执委会与李光耀政府联合成立“特别联络委员会”，商议有关改革南大的问题。
在谈判开始之前，学生会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发表《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表明学生会的态度与六点看法。
其一、南大改革的愿望必须完全实现
南大必须切实进行改革，使校政得到健全的发展，使学术水准进一步提高起来，这是每一个人都表示支持的。但改革须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教育，并且要给南大获得与马大问等的待遇。
南大的创办与成长，遭遇种种挫拆和患难，不能一味去把南大的缺点归罪于热心办学的南大执委身上。由于南大创办人的毅力和广大民众热烈的支持，南大才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在这个基础上，南大改革顺利完成，彻底完成，从此走上大道，一往无阻。
其二、南大改革必须基于不破坏南大创办宗旨的原则
我们应该为实现南大的改革而再三欢呼，也必须再三申明：南大改革，绝对不是改变南大的创办宗旨。南大应该不断地革新机构，加强效率，提高学校水准，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并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
其三、南大马来亚化的方向
我们要强调：为了使南大的民族大学的特质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更进一步的马来亚化，南大必须在事实上是各民族子弟寻求高深学问的场所。我们不赞同只在外表上给人一种马来亚化的印象。问题的关键是，南大的存在是不是对马来亚建国事业有真正的利益。我们要求的是：南大成为真正的马来亚人民的大学，在精神实质上正是属于国家民族的。
四、南大必须永远保持泛马性大学的品项
南大不能限制联合邦学生名额。这个建议已受到许多方面的反对，我们也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星马人民是一家人，南大是星马人民共建共有的大学，任何改革都不应该影响南大的泛马性大学的品质。根据南大的创办宗旨，任何形式的限制联合邦学生入学都是不合理的。
五、南大马大加强合作，但绝不是合并
我们完全赞同南大马大进行密切合作的建议。两间大学在学术上的充份合作，将导致文化教育的更大进步。但两间大学的充份合作，应基于国家一视同仁的政策。
南大马大的任何形式的合作，绝不应导致两间大学的最终合并。两大学的合并与星马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冲突，也违反了星马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六、南大是一定会健全发展起来的
南大只有越办越好，绝没倒下去的理由。现在，南大已经征服重重困难，正在稳健成长。南大今后一定会健全发展起来！
这六点看法和愿望，合情合理，也符合现实，但李光耀全都不接受，因为他的目的和学生会的完全不一样。学生会坚持南大长久存在，继续发展，李光耀誓要对南大下重毒药，尽快毒杀。
3、特别联络委员会
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特别联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商讨南大改革。商讨会议实际并无实际的意义，因为南大执委会这边，并无讨价还价的本钱。《魏雅聆报告书》是依据李光耀的意旨炮制的，按照报告书中的建议商讨改革，也就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改革。无论最后商讨的结果如何，都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行事。李光耀的核心意旨只有一个，就是南大与马大合并，不管南大执委会愿意不愿意，最后结果都只能是这样。
特别联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八日举行后，新加坡的政局日趋紧张，执政党的内部酝酿分裂。特别联络委员会暂停商讨。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李光耀策划的“冷藏行动”，大举逮捕反对党人，以及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的反对者，包括南大在籍学生和毕业生。
九月廿一日，李光耀在他控制的选举中获胜，第二天，九月廿二日，他宣布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三天后，九月廿五日，陈六使先生公告社会，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至此，李光耀全面控制南大。此后，李光耀予取予求，一步一步逼害南大，直至关闭。
4、学生会致函理事会
十月二日，特别联络委员会恢复举行会谈。在这之前三天，九月廿九日，学生会就南大问题谈判致函南大理事会。学生会原本对于南大改革寄以希望，但在经历冷藏行动后，已完全看清李光耀的真面目，他的真正意图，他对南大的敌意。学生会对他完全不信任，但仍在函中提出四项要求。函云：
最近政府当局又再提出重开谈判南大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政府对南大问题的谈判是完全缺乏诚意的，它只欲以此谈判为借口达致全面控制南大、改组南大、改变南大民族大学之性质而为英文大学。
此次，政府仍以过去深受各界非议之政策为基础重用谈判，尤有加者，九月廿二日政府谈宣布进行褫夺陈六使主席之公民权，以此逼迫陈主席放弃—贯维护民族教育保卫南大之正确立场与力量，九月廿六日政府又于谈判前逮捕南大理事会二名理事，且进一步遣派军警、特务闯入庄严学府逮捕、殴打、侮辱同学严重侵犯大学自主权与安宁了。
这—切事实和过去政府对南大种种迫害，我们肯定政府重开谈判是完全缺乏诚意，因此我们恳切祈望理事会诸公应于十月二日谈判前，先行向政府提出四项先决条件：
1．政府必须放弃褫夺陈六使主席之公民权。
2．政府必须释放被捕南大理事会理事。
3．政府必须保证不修改南洋大学法，任何谈判不得改变南大之民族大学性质。
4．政府必须保证今后不得动用军警、特务、建国队及一切其他方式与行动侵犯大学自主权与和平安宁之学习环境。
先决条件乃考验政府重开谈判是否具有诚意之试金石，倘若政府不接受四项先决条件，即证明政府存心控制南大、改组南大、使南大变质。于此情况下，任何谈判失却意义，出席此种谈判必然不能达致利于南大之结论。只利于政府并吞南大。事关民族教育、南大之存亡，敬祈理事诸公垂察明智抉择。
这四项要求虽然合情合理，但李光耀不可能接受。接受这些要求就等于承诺南大永远存在，无法关闭了。
5、大逮捕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李光耀又派军警进入云南园搜捕南大师生，但一个也没拘捕到，大概是事先得知而逃脱。学生会为此发表声明：
今日（廿七日）凌晨，大队军警（约20辆警车）又再度公然渎犯南洋大学庄严学府，肆意干扰教授，职员，同学之安宁假期生活，并采取粗暴，强盗式的击破门窗而入的方式，意图再行逮捕教授，职员及同学，当逮捕行动一无所获时，满载特务之车辆又在同学宿舍周围逡巡，进行挑衅至五时馀始满脸淫威而离去。
从最近立法议会之辩论，政府部长们不断对南大的种种造谣与诬蔑中，我们已意识到这不会是没有用意的。这不过是制造进一步进攻南大，逮捕敢于捍卫南大的董，教，学的借口而已。我们谨向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提出警告：一年三度的向神圣学府的渎犯，把南大当作军警的靶场，训练营地这严重局面所带来的恶果中央政府及李光耀政府要负全部责任。
对于政府的三度渎犯大学安宁及意图逮补师生的行径，我们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吁请各界人士严密关注政府的三番四次的强盗式破坏大学自主与安宁的行径将引至的严重恶果。
李光耀这时已完全丧失人性，像蒋介石一样残暴对付反对者。他的心目中完全没有人权观念。只要有人反对，就赶尽杀绝。
一九六四年六月，南大理事会与新加坡政府签订协议，李光耀自此完全控制南大。
三千军警进入校园，逮捕五十余学生，封闭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二天清晨，军警撤退。下午，学生展开绝食抗议。绝食第二天，南洋大学理事代主席刘玉水，由槟城赶到南洋大学学生楼，劝导学生结束绝食。
六月廿七日，军警进入云南园大逮捕。学生会领袖包括副主席林春顺、陈俊雄、林金槟、秘书长蓝炽群、财政翁鸿平、组织主任卢金雄、外交主任林蔚成、福利主任刘发权、康乐主任古希珠、执行秘书王锦发等共五十四名被捕，学生会也被封禁。
六月廿七日，学生在学生楼绝食抗议。
六月廿八日，理事代主席刘玉水，由槟城赶到南大学生楼，劝导学生结束绝食，抗议行动结束。
七月一日，庄主林校长辞职。
七月八日，南大常务理事临时会议，接受庄竹林校长辞职。另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由商学院代院长刘孔贵为主席。南大理事会代主席刘玉水辞去所担任一切职务。
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接管大学行政工作后的第一件事，是奉政府之命开除上百名学生。
七月二十九日，两千多名南大学生在大小坡游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学，收回开除同学学籍成命，其后集中福建会馆外，举行抗议大会，受到镇暴警察的干预。
这些学生，为捍卫南大，不怕牺牲，不顾被捕坐牢之危险。他们承接文天祥、史可法、抗日英雄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权。他们都是英勇的南大儿女。南大历史上永远留下他们的光辉。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李光耀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邦文联系王赓武（马来亚大学），连同王叔岷（新加坡大学）、汤寿柏（马来亚大学）、许少治（工艺学院）、林和合（经济发展局）、卢曜（教育部）、刘孔贵等，组成课程审查委员会，“全盘检讨各学院急应兴革事项”。
王赓武和王邦文是同学，跟李光耀是老朋友。王赓武就遵照老朋友和老同学的意旨来写报告书。
在百里斯葛委员会时，已讨论南大与马大合并的事。在魏雅聆委员会时，正式确定南大与马大合并。这是李光耀的核心思想。至迟在一九五七年，他跟殖民地政府相勾结时，已确定下来。到王赓武委员会时，关闭南大已尘埃落定。王赓武的工作只是依据李光耀的意旨，定下合并步骤。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黄应荣被委为代副校长。
十月廿六日，南大十个学生团体：中文学会、历史学会、地理学会筹委会、教育学会、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南大合唱团、戏剧学会等，联合向校方提呈备忘录批驳《王赓武报告书》意图使南大变质的种种建议，并促请新加坡政府：（1）撤销有关报告书；（2）无条件资助南大；（3）承认南大学位；（4）给予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
第二天，十月廿七日，李光耀政府指使黄应荣开除八十五名学生。这是十分野蛮的做法。
廿八日，南大学生召开大会，成立“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全校同学罢课抗议。
廿九日，千多名南大学生在大坡游行抗议。
十月三十日傍晚，警察进入校园。领导行动委员会的同学及时躲避，未被逮捕。夜里，罢课学生组织纠察队，轮流守夜，以保护领导同学。
警察在撤出校园后，在校门口检查出入车辆。当时，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等，欲入校园了解罢课情况，均不允许。
十一月一日，南大同学发表《南大同学罢课宣言》，宣布罢课：
我们南大同学以最沉痛的心情、最大的愤慨、最坚定的决心向一切关怀南大、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庄严宣布：为了反对南大被变质，为了反对行动党把南大变为它的党校，为了反对同学被迫害，为了维护南大和民族教育，从今天起，我们被迫正式罢课。……我们要坚决突破新闻封锁，我们要以五一三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坚决斗争！……
我们更要严正指出：学生生活辅导处是行动党的特务机构；南大纪律委员会也仅仅是行动党迫害同学的工具。
南大同学为了维南大，为了维护民族教育，以大无畏的精神走在最前面，面对狂风暴雨。宣言最后提出三点要求：
不管面临任何压力，不管面临任何牺牲，我们都将继续斗争下去，一直到以下三点要求得到圆满解决为止。这三点最低，但不能退让的要求是：
这三点要求，李光耀政府当然不会答应，还进一步迫害，直到把南大关闭。学生则坚持以罢课抗争。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南洋商报》2000年12月23日刊载）中记述南大学生当时的一些情节，李光耀的暴行令南大同学愤怒，大都支持罢课。
警方派遣镇暴队到云南园，旨在制止纠察同学的活动，以及保证复课成功。他们没见识过大学生自修温课的情况，看到许多大学生手挟书包，不去教室，反而进入图书馆，以为他们都是罢课参与者，竟然派大队冲进图书馆，使用藤条鞭打在阅览室温习功课的学生。数百名学生在暴力之下，纷纷退出图书馆，在门口又遭到守门者痛打一顿。
从南大湖退进新餐厅，镇暴队员依然尾随而至，连正在用早餐的学生也遭受痛打。镇暴队的暴行，特别是对女同学动粗，引起全校同学的同仇敌忾，罢课人数直线上升。晚上，全校男寄宿生总动员，纷纷自动组成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向巡逻的镇暴队员抛掷石头、玻璃樽，一有追兵就退回宿舍。“游击战”此起彼伏，通宵达旦，使驻军疲于奔命。……
12月1日，南大当局以教务会议名义发表《告同学书》承认罢课学生为南大儿女，爱校如家，教务会的讲师、教授们也表明愿与学生们共同维护华文教育，同时声明王赓武报告书并非绝对执行方案。……
12月17日，行委会发表《暂时结束罢课告社会人士书》，公开信中指出，“我们已充份暴露王赓武报告书企图把南大沦为配角英文大学的恶毒阴谋。
南大同学这场大罢课长达三十九天，是马新学生运动史上历时最久的抗争。许万忠在《大罢课》文中回忆说：
大罢课的导火线，是王赓武报告书。学生会支持者指报告书使南大变质，违背当初创建南大的宗旨和目标。
开始的时候，支持学生会的中坚份子四处张贴标语和悬挂布条，号召罢课抗议，并在各学院进行纠察。大都份同学抱观望态度，静观其变，少部分同学则照常上课。引发至不可收拾，是军警人员在校园里的嚣张态度造成的。
在校园内驻扎的军警人员，可能没在大学念过书，不晓得大学的上课制度。上课钟响之后，发现还有同学在餐厅喝茶，或者捧着书本上图书馆，认为他们是参与罢课，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拿起藤鞭就打。
军警人员都是经过训练的，许多同学被打得瘀血处处，手脚布满藤条痕。一些同学，原本是准备吃过早餐，去上第二节课的，也莫名其妙地被鞭打，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军警拿大藤条乱打人的消息，使炽热的情绪火上加油，大家干脆不去上课，无声抗议。军警人员过后自知理亏，撤退到校园外驻守，但已经挽不回大局。
大罢课持续了一个多月。政府实行新闻封锁，报章上不见任何报导。南大同学亲自到坡底的大街小巷，广贴“南大罢课”的标语，突破封锁。
大罢课最终是在校方采取强硬手段，开除百多位同学，并向两百七十多位同学发出警告信，新加坡政府则将被开除的联邦同学驱逐出境之后，才在群龙无首情况下，鸣锣收兵。被开除者当中，有些是只剩下几个月就可以参加毕业考的四年级同学。他们坚持立场，宁愿牺牲，不要文凭。但是，也有一些向校方提呈悔过书，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学生会支持者发动大罢课，付出惨痛的代价。大罢课之后，校园内一片沉寂，大家都有劫后余生之感。多位受人敬爱的师长，相继离开，包括教育专家严元章博士、老院长徐佩琨教授。严博士离开之前，说过：“好人是不会寂寞的。”沉痛之情，感人肺腑。
许万忠是工管系的高才生，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亲历其境，目睹南大同学罢课始末，李光耀的镇压，同学的牺牲。他对南大的爱十分深沉。
罢课结束后，校方不仅没有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还要学生接受一些屈辱的条件。这是李光耀一生迫害反对者的手段。大部份被开除的学生都拒绝了，宁可放弃学业。有四十三位同学，包括罢课行委会主席张发起在内，禁止再进入新加坡。
虽然罢课三十九天结束了，但南大同学并不接受王赓武报告书，更不接受李光耀的逼害。只要南大同学还在，抗争必将延续。正如前人所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九日，南大新图书馆落成，由李光耀主持开幕仪式。他当时必定以为，把一百多名学生开除出校后，没人敢再抗争了。开幕这一天，他邀请来观礼的贵宾，除了政府部长和社会贤达之外，还有各国使节，非常隆重。他大概想借此炫耀他如何控制一间反对他的大学。他万万没想到，南大同学就在这一天，在众多贵宾之前，向他示威抗议。当时，李万千领导同学示威，并接受李光耀的挑战，上台辩论。他回忆说：
至于我会接受李光耀的挑战与他辩论，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之前就曾听说李光耀在工会及党内也常使用挑战辩论这一招，被挑战者或由于英语不行或怕他秋后算账，时常不敢接受挑战。这一次他重施故伎，同学们早有心理准备！
当时我正带领着同学们的抗争队伍，斗志昂扬地在数百名观礼嘉宾面前，向李光耀高喊口号，反对李光耀迫害同学和企图变质南大，加上我是念现语系的，英语还勉强可以应付，就立即决定上前应战。如果当时我有所犹疑，其他同学也肯定会挺身而出，不战而降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当时同学们都是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武装自己！
辩论前，我要求他公开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及不受对付，他在众多外国嘉宾面前，为了假装开明只好答应；但辩论过后，军警和特务立即到我住家追捕我，失败后就下逐客令——把我驱逐出境！最后，我是在朋友的掩护下，潜回马境。至今，我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已近半个世纪！可见李光耀是一位言而无信的人。
李光耀一生言而无信。凡是他说得好听的话，如保证什么之类，必定都是假话。他的真话都藏在肚子里，从不说出来。尤其是关于南大的好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李万千明知会被报复，他还是铁肩担道义，为南大，为民族教育，不怕牺牲，放弃文凭。他的身体流着抗日英雄的血。这就是南大的校风，南大的精神。
同学和平示威过后，李光耀派大批警察包围云南园，搜捕学生。紧接着，黄应荣奉命开除数十名学生。郑奋兴回忆南大时，说出他受牵连的这段往事（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
我是1966年回南大，并担任南大数学系的代系主任。那时政府已经正式接办了南大，也开始给南大钱购买设备，支付薪水等等。那时政府还给南大一个大礼物，就是政府拨款给南大在校园最美丽，最高处盖了一座五层楼大图书馆。
图书馆建好之后，李光耀总理要来开幕，也请了新加坡各国的大使，来宾。开幕前几天，辅导处主任郑衍通打电话给我，他说再过几天李光耀总理要来开幕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好像要去游行喊口号。据他们知道，数学会里面有好多负责的人是参与者，因为辅导处有一些学生参与当中，所以其学生要做什么他就打一个报告。他叫我去劝一劝这些学生不要参与，因为这种事情对学生不好，对大学也不好。
我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要怎样劝那些学生，我也不知道谁会参与，而且我觉得既然是大学生有意见要发表，这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所以我也不去管这件事情。
开幕当天，当李总理在致词时，有一班学生就在喊口号，影响了李总理的致词。那时李总理就停下来，叫辅导处的人请学生来，学生有什么话就上来讲，于是学生就真的来了，坐在地上。学生的代表李万千就说，政府令南大变质，《王赓武报告书》废除华文。
接下来李总理向他们解释，政府的方针与计划是为了新加坡的发展需要。在解释的过程，学生又开始喊口号。李总理就向学生说，学生代表讲话时他没有打断，而学生为什么打断他的致词，于是学生也不再吵了。大家都觉得李总理处理得很好，而学生表现也很好，所以整个事件很圆满且和平地解决了。
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黄应荣校长的来电，要召见数学会的主席。我就亲自载那位学生去见他。要进校长室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人面向外，伏在栏杆边，那位学生就说是内政部的人。我说不管那么多，就带学生去见校长。进去校长办公室之后，只看见校长秘书，校长在另一个房间里面，并没有出来，是他的秘书拿了一封开除学籍的信给他。
那时我很不高兴。校长要开除学生，为什么要叫系主任载学生来并接受开除？一走出校长室，那两个人本来是伏在栏杆边的就转过身来捉住那位学生。我突然明白，校长要我载学生去见他，不只是为了开除学生，而是为了让学生被捉。当时我差点晕倒，因为在中国传统里，皇帝说什么，臣子就要服从，但是皇帝有责任不出卖臣子。我绝对没有想到校长会出卖自己的系主任，要他带自己的学生去给人捉。学生被捉后我也没有办法，傻傻地回到办公室。
一下子，学生们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说我带自己的学生去给校长开除，还被人捉，你出卖了自己的学生。我没有办法解释，因为的确是我载他去的。那时候我们数学系还没搬去建国堂里面，还是在理学院的角头一个办公室。我坐在办公室椅子，整个人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可能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后来，一大批学生就开始在数学系的办公室外墙写起大字报来，我的工友看到就问我是否要擦掉这些大字报？我说不要擦，因为真的有这件事情。
当时我不能继续教课，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辞职，这样的大学怎样可以呆下去？我闷闷不乐，就回家去了。我没有告诉太太发生了什么事。吃饱饭后，就有一批学生来敲门，我出来，他们告诉我，学生现在聚集在篮球场，要我对此事进行解释，我答应了。
我第二次回南大，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也因为和他们的关系很好，很照顾学生，事情发生后学生认为我对他们好是因为要出卖他们，他们非常失望。而我是很关心学生，很爱护学生的，但是我却出卖了一位好学生，我自己也很难受。我照实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然后就说你们要说我出卖了学生，我是真的出卖了学生。不过我心中总觉得很不甘愿，因为身为校长，命令系主任做事，我应该要服从他，但是他必须要保护我的人格，他竟然这样做，我实在想不通。
所以起初我只能道歉和报告，但我越讲就越气。后来我表示在这样的大学呆不下，我迟早要走了，然后就回去了。学生也静静。我告诉太太我要辞职了，因为这个大学待不下去了。
不过事情演变得很意外，当时被捉的这位学生是联邦来的，他并没有被政治部扣留，只是24小时内勒令回联邦。二十四小时应该有很多事情急需做，这位学生却来到我的宿舍说他不怪我，因为他知道我不是有心要出卖他的，劝我不必辞职。这样的学生怎么可以说他是一个坏学生？
最后我反而觉得这些学生很可爱。我出卖他们的学生领袖，他们要追问，要听我解释是应该的；我解释了之后，他们也接受我的解释，也就不责怪我，甚至这位同学应该忙着要回去了，却还特地从他的宿舍来到我的宿舍跟我道别。
后来，这件事情就这样平息了。第二天我去办公的时候，学生已经把那些大字报擦掉了。这件事情是一场误会，我跟学生之间已经没有事了。再过了几天，学校突然公布大约50多位学生被开除。当时游行、喊口号的学生差不多只有20位，但是被开除的却有50位。岂有此理！有些人本来跟这件事情无关的，也被开除了。
当时，南大的学生生活辅导处是校内的特务机关，主任郑衍通是校内的特务头子。他本是国民党中统的特务。他在校内各个系安插职业学生，所以学生打算游行示威，他已事先知道了。“辅导处有一些学生参与当中，所以其学生要做什么他就打一个报告。”就是职业学生向他打报告。
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明知道会被开除，依然挺身而出。他们的身体流着反抗邪恶的血液。他们都是南大的好儿女。
郑奋兴的思想开明，他认为学生游行示威表达意见，没什么不好，但郑衍通的任务是铲除所有反对李光耀的学生。职业学生平日领取薪金，任务是把所有反对李光耀的学生名单交给郑衍通。郑衍通再把黑名单交给李光耀的“政治部”，由政治部下令开除。正如刘孔贵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教务会议上所说，“曾奉中央政府由本邦政府转下之指令解除校内职员约廿名，开除学生一〇三人。”。
这些职业学生在打报告时，不一定据实交上黑名单。平日看不顺眼的，不听话的，或者有过争执的，都乘机列入黑名单交上去，所以才有郑奋兴所说的“岂有此理！有些人本来跟这件事情无关的，也被开除了。”
这些被冤枉的学生，如果肯向郑衍通上诉，或求情，或写一封虚假的悔过书，便可以继续学业。要是不肯如此，便只好离校了。李光耀的手段，是向蒋介石学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
李光耀的本性就是这么残暴。黄应荣则是为虎作伥，出卖自己的学生，出卖自己的教师，出卖自己的职员，全无羞耻之心。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连续四年的抗争，南大同学的牺牲很大。他们一开始就预料到将会遭受残酷打击，却始终从容面对，为南大，为民族教育而牺牲，无怨无悔。他们的精神，永留青史。
本来，事情不必变到这么坏的地步。从一九五六年开学以后，南大同学就不断尝试与李光耀政府沟通。学生会成立后，也继续如此，邀请李光耀来南大演讲，邀请副总理杜进才来主持大学周开幕礼。无奈，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李光耀就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沙文主义者，势必把南大关闭而后已。王赓武的报告书就是关闭南大的计划书。
在南大历史上，有过两个无耻校长，林语堂和黄应荣，一个无耻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主席，实即代校长刘孔贵。林语堂的无耻在于贪财，黄应荣和刘孔贵的无耻在于助纣为虐。
古鸿廷教授曾任教南大历史系（1974-1980年），他有机会看到会议记录。他根据所见资料写成《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改革与关闭》一文。其中有一段记录刘孔贵和黄应荣的无耻行径（刊于南大站）：
庄竹林之去职，隐示南大与新加坡政府间之关系已有相当大的改善，在配合政府的政策下，南大当局对学生的各项活动开始压制。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主席刘孔贵于7月30日于教务会议中报告，“曾奉中央政府由本邦政府转下之指令解除校内职员约廿名，开除学生一〇三人，其中文学院学生四十九人，理学院十人，商学院三十二人，先修班十一人”。8月11日，刘更宣布“本校前奉政府指令开除学籍学生，截至目前，已有七十余人，提起上诉，行政委员会均予照办。”黄应荣担任南大的行政首长后，对南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采取相当严厉的措施。1966年11月初，黄召开临时教务会议，讨论如何处置“学生团体不守校规，借故生端，擅自集会，复非法组织所谓行动委员会，散发传单，乱贴标语，其主要之借题为：反对修正大学法及要求恢复学生会。”黄之报告经教务会议决，将学生社团负责人交纪律委员会议处，并以教务会议全体同仁名义发表告全体同学书。……
11月时，理学院学生陈伟英、陈锦福，“在校外参加非法活动，10月12日经法院判决有案，有违校规，业经本大学纪律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决，着即开除学籍，以儆效尤。”同次会议中，分别通过纪律委员会第四次及第五次会议记录，在纪律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决议，将周慧鸾、林茉莉等六十名“怙恶不悛之重要份子”以“纠众滋事作种种非法活动，经师长恳切劝告无效”，“一律开除学籍，以儆效尤。”在纪律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之决议，“为贯彻政策，扰乱份子五十名，着即一律开除学籍，以儆效尤。”在政府与学校双方合作下，学生活动逐渐平息。
庄竹林校长在无法跟李光耀合作时，选择辞职，尽显读书人的骨气。刘孔贵和黄应荣则选择配合李光耀，出卖自己的学生和教师及职员，助纣为虐，不仅无读书人的骨气，更全无人性。
南大教师与学生所受逼害，让人想起一九七十年代，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蒋介石与蒋经国逼害台大哲学系一些师生。
一九七一年，台湾大学哲学系教师陈鼓应与王晓波等，创办《大学杂志》，鼓吹自由主义，并介绍保钓运动。他们被指责是“为匪张目”、“散播毒素”、“统战阴谋”、“共产党同路人”。
蒋经国以台大自由色彩太浓，必须控制。当时台大校长是阎振兴，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当然得服从命令。他当时明知许多人是被陷害，却为扑灭学运而任由当时哲学系代理系主任孙智燊整肃窝的教师与学生，伤害大学自主与学术尊严。台大校长阎振兴因未能坚持公平与正义原則，遭受指责。
陈鼓应与王晓波遭特务机关警备总部以“叛乱嫌疑”罪名逮捕。有十三位助教、讲师、教授被解聘，台大哲学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台大哲学系事件为台湾大学教育史上政治干预学术最严重的事件。
一九九三年，台大成立哲学系事件专案小组。一九九五年五月廿八日，向社会公开说明《调查报告》，谴责党、政、军、特介入校园事务。
一九九七年，台大哲学系事件获得平反，陈鼓应与王晓波在被害二十四年后，重回台大哲学系任教。
南大师生所受逼害，比台大哲学系师生所受逼害重千百倍，不可同日而语。
李光耀用特务与军警逼害南大师生的手段是向蒋介石学的，跟蒋经国逼害台大哲学系的手段一模一样，但蒋经国远比不上李光耀残暴。
南大学生所遭受的残暴逼害，至今都无法平反昭雪。历史总有一天必将还给南大与南大师生职员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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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 2017年10月15日《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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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7年10月15日首版 Created on October 15, 2017
2018年07月22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uly 22,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