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校史 第八章（续）
捍卫南大与政治逼害

五 受逼害学生

南大创办时，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全校学生、教师、职员均不可把校外政党政治带进校园。可以研究政治，但不可有政治活动。

南大师生都遵守这个约定。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的落成典礼上，陈六使致词说：

南大学生都谨记陈六使先生的教诲，在校内有政治研究，但没有政治活动。尽管如此，李光耀为了控制南大，想尽办法，对南大与南大学生，施以政治逼害。

在李光耀千方百计控制南大的过程中，南大学生奋力反抗，因而惨遭逼害。

一九五八年，林有福政府时期，逮捕过一名南大学生。

李光耀上台后，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遭受逼害的学生，为数超过四百人。这是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比不上的残暴。

（一）受逼害学生名录

1、人数

南大历年遭受迫害学生的确实人数，还难于完全统计。有位署名江南春的校友，花时间从报章上所刊登的遭受逼害学生名字，整理出一份名单，虽然并不齐全，但已可以从这份名单看出李光耀的罪恶。受逼害学生人数之不完全统计如下：

上列受逼害学生人数共三百九十五人。江南春在 名录 开头有一段说明：

收集这样一份名单很不容易。虽然不齐全，也可以从中看出南大学生所受的残酷逼害了。

这几年中，受逼害的并不只是学生，还有毕业生、教师、职员，人数众多，受逼害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在遭受逼害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回校复学。这一类学生通常得写“悔过书”。对于这些写了悔过书的学生，不必过于苛责，因为转个弯走，未必就是坏事，只要不出卖同学就可以。要是出卖同学，那就与吴三桂同类了。

有一些学生因为不愿意写悔过书，而回中国或回马来亚去。如李才茂、叶德明、李万千等。这些学生的精神至大至刚，一生无悔。

2、名录

以下是江南春所收集的《被迫害南大生群英录》。

〖编按：请点击上面的衔接条，直接浏览详细内容。〗

（二）受逼害学生个案

一九五十年代，马来亚大学的学生运动，产生了社会主义俱乐部，出版机关刊物《华惹》。华惹运动的成员成为反殖民地主义的中坚分子。他们在一九六三年的“冷藏行动”中，被李光耀全部逮捕。新加坡大学的学生运动从此冷寂下来。李光耀大概认为已经天下太平了。可是他万万想不到，到了一九六五年，陈华彪领导的新加坡大学学生会，却关心和协助遭遇不合理对待的工人，站在李光耀的对立面。李光耀控告他“非法集会和暴动”的罪名，将他逮捕，判他坐牢。一九七六年出狱后，逃亡英国。

南洋大学的学生会在一九六四年改革后，已为李光耀所完全控制。他大概也以为已经从此天下太平了。

一九七十年代初，南大重新设立学生会。这个时候的学生会已今非昔比，跟社会大众的关系已不如昔日那么密切了。

李光耀大概也很放心。可是他万万想不到，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的学生会会长何元泰，敢于批评李光耀的教育政策，并在七六年毕业后加入反对党，出来竞选，站在李光耀的对立面。李光耀照例指控他是沙文主义者，要将他逮捕，却让他逃脱了，也逃到英国。

南大同学有数百人遭受逼害。关进牢房的同学，先在很冷的房间受拷问，如问不出什么来便残酷拷打，再问不出什么来，就关入黑房，暗无天日。总之，无所不用其极，惨无人道。

南大校友沈大福，经济系第九届学生，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廿七日被开除出校，回去家乡柔佛边加兰，后居新山，二〇一四年十二月逝世。他擅长写诗，有一首题为《室内天体运动》的诗，写一位名叫坤发的同学，在牢房中受残酷虐待和毒打的情形：

有的受逼害同学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还有别的同学的记述，让天下人知道李光耀对南大同学的残酷逼害。以下就记述其中五位同学，杨贵谊、谢太宝、朱华联、庄正正、何元泰等被逼害的情节，让关心南大历史的人更加了解南大与南大同学所遭受的残害。

1、杨贵谊

杨贵谊是个很和善的人，待人十分友好，对政治并无兴趣，却遭受英国人及其代理人李光耀的逼害。

杨贵谊晚年写了一本自传：《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说出自己的故事。其中详细记述他在南大时遭受政治逼害的经过。

（1）少年政治犯

杨贵谊祖籍福建福清，一九三一年在马来西半岛柔佛州笨珍出生。父亲以种植树胶为生，他也自然成长于树胶园。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帮家人割树胶，然后才上学。从小习惯于乡村的农耕生活。

他在少年时代便立志当老师，献身教育。中学时期，到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那时，正是二战之后。英国人千方百计打击华人与华文教育。在高一那年，有一天，突然被警察从华中宿舍中带走，关进监牢三个月。

那个时候，华校学生运动正蓬勃发展，华中是学运的中心。杨贵谊虽然不参与学运，却无辜坐牢。他是个冷静而坚韧的人，不容易被挫败。他在牢中自己学习，并开始觉悟：

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深恶痛绝。在面对挫折时，他仍然保持自己的坚毅性格，决不灰心。他顽强的斗志，为自己的前途寻找一条出路。他回忆说：

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者只推崇英语，对其他民族语言，华语、马来语、印度语，一律排斥，称之为“方言”。他下定决心，要学好民族语言，除了学好自己的母语之外，也要学好马来语。

（2）自修马来文

在坐牢三个月之后，因为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便获得释放，但不准他回去华中继续学业。他被送回笨珍老家，但仍受软禁限制，每天傍晚六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不得外出；未获批准，也不得离开笨珍市区。每天傍晚须到警署报到。这样子的软禁，为期达四年。他开始每天刻苦学习马来文和英文。没有老师教，他就靠翻查字典，自己学习，为后来研究马来文打下扎实的基础。

不久，他到一家小学当老师，生活有了转机。当老师是他童年的梦想。可是，他又一次遭受政治逼害。他回忆说：

再一次的打击也并不能使他屈服，只是加深了他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痛恨。他虽然不参加政治，却遭到统治者的政治逼害。政治是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

这让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继续刻苦学习马来文，为后来编纂华马词典打下坚固的基础。

（3）报读南大

离开华侨中学后，杨贵谊就靠自己自修，主要学马来文和英文。

一九五五年二月，南洋大学招收进修班学生。杨贵谊报名考试后，被录取入学。进修班结业后，杨贵谊得以进入大学本科。他原本想报读农科，但南大没有农科，他便报读教育系，因为从小就希望当老师。但读了一年后，转入经济政治系的经济学组。他回忆说（见回忆录第二章）：

南大当初创办时的一个宗旨便是为星马华文学校培养师资。杨贵谊进入教育系，非常合适，只是因为当时殖民地政府千方百计打击华文教育，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逼害华文学校老师。杨贵谊的哥哥便是受害者之一。他听了长辈的话，转到经济政治系去了。单单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当时华文教育所受打击是何等深重。

（4）钻研马来文

杨贵谊在进入经济政治系后，下决心，除了正课以外，一定要把马来文学好。

当时，马来亚即将独立。马来文将成为马来亚独立后的国语。南大学生都意识到马来文的重要，同学们也都热心学习，热烈讨论马来亚化问题，并在夜间马来文补习班，由几名通晓马来文的同学教课，杨贵谊是其中之一。

南大理学院和商学院各个系所开设的课，一般都用英文课本，教学语言也是英语，但学生日用语言是华语。南大学生除了用华文和英文之外，也很愿意学马来文。杨贵谊回忆说：

南大前马来文副教授李全寿在他所著的《现代马来文学运动简史1945-1965》一书里也有如下的记载：

南大从不排斥母语以外的语文。李光耀为了关闭南大，至死一口咬定，南大学生只懂华文，不懂英文。其用意十分恶毒。

（5）政治逼害

杨贵谊是一九五九年第一届经济政治系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南洋商报》担任外勤记者。随后到国立印度尼西亚大学学习印尼文，一九六二年获印尼语文系专科文凭，随即回校在现语系任教（1962-1964）。当时，正是李光耀疯狂逼害南大的时候，他也受到逼害。

一九六三年，冷藏行动后，南大天天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庄竹林校长辞职。

七月八日，常务理事临时会议接受庄竹林校长辞职。另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由商学院代院长刘孔贵当主席。南洋大学理事会代主席刘玉水，这时也辞去所担任一切职务。南大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职业学生和校内特务，到处横行。杨贵谊回忆说：

他的这位老同学，现在已是李光耀政府的特务：

眼前的人虽然是老朋友，但早已物是人非。老朋友现在已有新身份，而且，心怀鬼胎。

这一年第一学期假期，杨贵谊和两位系里的外国同事到马来半岛东岸旅行，了解当地情况，并收集马来文书刊。一路都很愉快，到了槟城的时候，突然听到庄竹林校长辞职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风暴正袭击南大。他回到校园，情况已十分恶劣：

这新的掌权人刘孔贵，他认识，平日也有交往，现在变成了他的上司，明年能否留任，就跟刘孔贵有关系。

到了十一月，会留任的人都接到聘书，杨贵谊没有。系里同事和学生都在传说，他不获续聘。可是，上头没人正式对他说。南大校园里的气氛已完全不正常：

南大校园里鬼魅魍魉到处横行。杨贵谊虽然忠于职守，现在却因被政治逼害而必须离开他所热爱的工作。他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必须离开南大校园。他决定到刘孔贵的宿舍去问他。刘孔贵始终守口如瓶，不肯透露一个字：

最后终于问出来，“是政治问题”，但是什么政治问题，又没有明言，也就不了了之。

几天后，听到一个传言，说是杨贵谊将参加反对党，出来竞选，所以不被续聘。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新加坡公民，如何参加竞选？很显然，是有特务打报告上去，所以他才受此逼害。

杨贵谊一生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却被政治逼害。即使他是新加坡公民，当时真的参加反对党，出来竞选，那也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力，为什么却必须因此而遭受逼害？

（6）祸福相依

离开校园后，杨贵谊失业了一年多。后来到树胶公会当秘书。树胶公会是华人树胶业界的公会，陈嘉庚、陈六使、李光前等都是树胶业的成功商人。在南洋大学初创办时，星加坡和马来亚各地的树胶公会都大力支持。树胶公会就成为杨贵谊的避风港。他在那里直到退休。他回忆说：

因为树胶公会老板思想开明，他在空闲时，开始编纂词典。这是他大半生的工作。他和他的夫人陈妙华合作编纂的马华词典有：《马来语略语词典》(1969)、《马来语大词典》(1972)、《统一标准马来语词典》（1973)、《通用马来语词典》(1976)、《最新标准马来语词典》(1979)、《现代马来语词典》(1984)等。

他也编写马华双语故事书：《为祖国立功》、《马来民间故事选》、《吝啬者的报应》、《有益的教育》、《潘蒂尔的故事》。

还翻译马来文著作《阿都拉传》、《阿都拉游记》。

另外，还以马来文著述《马华新文学发展史1919-1965》。

这些著述让他成为马来语文的专家，对于促进华巫两族的相互了解与和谐相处，很有贡献。

虽然离开了南大，杨贵谊始终不忘南大，对南大一再遭受逼害，无法忘怀：

南大从筹备、创立到停办，一直都受到居心不良者的种种污蔑与干扰。污蔑与干扰使用的手段既残酷又狡猾。其中最可恶的是白里斯葛报告书。那是有关方面雇用来攻击东南亚华人社会创办的唯一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不迟不早，他们把报告书安排在1959年7月22日，正当南大辛苦栽培出来的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的时候发表。报告书中极力贬低南大的学术地位，后来的两份报告书也一样。一是魏雅龄领导的1960年《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二是最具杀伤力、由王赓武领导的1965年《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

当初，他刚进入南大时，正是二战之后不久，反殖民地主义思潮席卷全世界。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和地区一次反殖民主义的会议。

亚非学生会议也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由二十七个国家的学生代表参加。

南大同学和马大同学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席。另外，南大同学还组成一个观察团参加。杨贵谊即其中一位成员。他少年时受英国人的政治逼害，毕生难忘。

南大学生会的代言刊物《大学论坛》，除了华文版本之外，还有英文(University　Tribune) 和马来文(Mimbar　Universiti) 版本。杨贵谊参与马来文版本的编写工作。

他大半生都在编纂马来文词典，推动多元民族文化交流，二〇〇九年，获得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颁发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借以表扬他的贡献。

杨贵谊毕生努力不懈与刻苦奉献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他是南大的优秀儿子。

2、谢太宝

谢太宝是南洋大学之子。他身上留着历代志士的血，乃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他所受的迫害，前无古人。他面对迫害的精神，更万古流芳。

他品德与学识兼备，远胜过李光耀。李光耀只有学识，没有品德，终其一生，不能以德服人，只能以权力欺压人。他逼害谢太宝就跟逼害林清祥的原因一样，都是因为两人的才德远胜过他，为众人所推崇，担心被取代而下毒手。

谢太宝和曼德拉一样，都是人类反压迫、反专制、追求自由、追求理想的象征。

南洋大学因为有谢太宝而光荣，陈六使先生也当然因为他而感到安慰。

陆庭谕《时穷节乃见谢太宝“南大精神”》赞扬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傅树介医生在二〇一〇年一月廿四日，在槟城新书推介礼上推介《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时，说到谢太宝：

谢太宝是一个非常友善、沉默寡言、非常好学和用功的人。在牢里，他所阅读的书籍，主要是英文书和马来文书，结果他的英文水平和马来文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如今，他在荷兰一所大学工作。

谢太宝尽管历经艰苦，仍然不失本心。依靠自己坚强的精神和勇气，宁死也绝不投降，不畏强权，自强不息。他代表人类的良知，是道德的典范。

（1）中学时代

谢太宝一九四一年生于星洲。自幼天资颖慧，十岁小学毕业。十一岁进入星洲华侨中学。中学时代，头角峥嵘，才华显露，远胜同侪。一九五七年，十六岁高中毕业。

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深得老师赞赏。他的同学符懋濂在《叶老师口中的谢太宝》文中回忆当年情景说（刊于南大站）：

那个时候的中学，不分文理科。不管高中初中，文理科目都一样重要。谢太宝文理科功课样样擅长，而数学尤其突出，显然倾向于数理。这样的少年人，只要能自然成长，必成大器，贡献社会，但能否顺利成长，那就要看社会政治环境如何了。

华文教育，当时备受歧视。只要是受华文教育者，都受到英国人及其代理人的排斥。想过安定生活的人，绝不可以关怀社会，否则势必成为掌权者的眼中钉。

（2）大学生活

谢太宝高中毕业后，报考南洋大学，进入物理学系进修，又成为物理系的高才生。当时，他十七岁。

华文学校学生有“兼济天下”的思想传统，关心社会时局。谢太宝也正如此。他在大学里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并成为第二到第四届（1959-1961）的副主席。

当时。学生会的活动很多，让大学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学生会的领袖都自然得牺牲一些时间，难免影响功课，但谢太宝的成绩仍然很好，是系里的高才生。当时的愿望是到海外大学修读物理硕士学位。

他的语文能也很强，不但中文和英文都掌握好，马来文也极佳。一九六一年，大学举办马来语演讲比赛。通常，从马来亚来的同学，马来语较好，谢太宝是星加坡学生，却赢得高年组冠军。那个年代，马来亚刚刚独立不久，南大学生都热烈学习马来语。

一九六一年，谢太宝是南大第三届物理系毕业生。他到中学担任教师，过后，回南大物理系当助教。他有志于走学术研究的路。

他当物理系助教时，对学生和蔼而又有耐心，深得同学们敬爱，都愿意向他讨教。上实验课时，他都先给学生讲解作业大要，对学生十分照顾。

谢太宝有强烈的正义感。在目睹时局动荡不安时，毅然于一九六三年从政。他所从事的是和平议政，却成为李光耀逼害的首要目标。

（3）从课室到监牢

一九六三年是星加坡政治的分水岭。发生在这一年最重大的事件便是二月二日的“冷藏行动”。李光耀依靠暴力维持手中的政权，民主政治已没有希望。

在这次“冷藏行动”中，南洋大学遭受极大的破坏。首当其冲的是校内的学生领袖，被逮捕被残酷逼害的数以百计。谢太宝当时正在南大物理系担任助教。他一生反对暴力政治，维护和平。他目睹母校遭受的蛮横破坏，毅然决定走上政坛，维护民主政治。

在“冷藏行动”之后，李光耀的政权暂时稳定。九月廿一日大选，谢太宝代表当时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参加竞选，并成为裕廊区立法议员。

谢太宝是个文弱书生，一位好老师，并不被李光耀的政治部所注意，所以在“冷藏行动”中，不被逮捕。李光耀当时以为南大学生的反对力量已不足为虑。他绝没想到，还有有一个如此特出的谢太宝。他的语文能力非常强，中文、英文、马来文都十分出色。这方面，他远胜过李光耀。李光耀只是英文好，马来文一般，不懂中文。

谢太宝还有一点远胜过李光耀。他是一位良师，待人接物，宽厚有容，所以和选民关系甚佳。相比之下，李光耀不能容忍谢太宝。就像傅树介医生所说的：

谢太宝步入立法议会后，他取代了林清祥，成为李光耀逼害的第一目标。当时，林清祥已在狱中。

一九六六年四月廿四日，谢太宝在马来西亚劳工党霹雳州分部发表政治演讲，他因而被驱逐出境。

他爱好和平，被驱逐出镜后，仍然在美国总统约翰逊访问期间，发起反越战示威游行。呼吁美国停止轰炸越南。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星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李光耀并没有向星加坡人民解释原因。

一九六六年十月，谢太宝与其他八位社会主义阵线议员抗议李光耀政府脱离马来西亚的决定，并退出国会。在国会之外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月年九日，李光耀以内部安全法令逮捕谢太宝和其他廿二名社阵领导人。这是冷藏行动后的另一轮大逮捕。谢太宝从此开始长期困在牢狱之中。李光耀也从此除去心目中的最大敌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间，李光耀褫夺谢太宝的公民权。

在南大校史上，一共有三个人先后被褫夺公民权。谢太宝之前，有两位南大重要领袖被李光耀褫夺公民权。

第一个是南大创办的大功臣潘国渠先生。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南大落成典礼举行之后，李光耀上台执政之前，潘国渠先生的公民权被褫夺了。

当时，李光耀已是英国人选定的取代林有福的代理人，表面上看来，褫夺公民权的是殖民地政府，实际必是李光耀无疑。因为在这之前，南大初创办时，英国人并不敢公然逼害任何一位创办人，以免激发更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李光耀则不同，他不是白种人，没人发觉他早已与英国人相勾结。他当时已跟英国人一起，将受华文教育者定为“共产党”和“沙文主义”，而逼害华文教育的最大目标是南洋大学。因此，在他上台之前，必须把帮助南大稳定发展的第一大功臣潘国渠除掉。褫夺公民权是最稳当的办法。

第二个是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二日，李光耀借助冷藏行动的余威，赢得选举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的宣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这导致三天后，陈六使先生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职。南大从此为李光耀所完全控制。

李光耀本想把谢太宝驱逐出镜，但最后还是把他继续关在监牢里。谢太宝虽久困牢房之中，却始终不屈，展现出伟大的精神。

（4）威武不屈

李光耀拘禁谢太宝，可是却说不出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直到一九八五年，才说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并向他提出出狱条件，只要他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共党员，并谴责马共的武装斗争，便可以出狱。

谢太宝断然拒绝了，因为他与马共没有任何关系。他不愿做违反良心的事。他坚持，如果当局有任何证据，应该给他公开公平的审讯，他有自辩的权利。

谢太宝在狱中受尽种种不人道的迫害。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五日的《新闻周刊》刊登谢太宝的访问记录。其中四个问题都是关于他在狱中受残害的事：

在受拘禁初期，在非常冷的牢房里遭受拷问，日以继夜，而且，还不准看书。他在牢房里，看到一位以前被拘禁政治犯留在墙上的一首诗：

虽然已字迹不很清楚，但仍隐隐可见。这首诗给他极大的鼓舞。这首诗表达了他自己的心迹。

在李光耀的监牢中，受逼害的人，不计其数。

当李光耀政权无法使谢太宝屈服时，就向他年迈的父亲施压，强迫他父亲说服他投降。谢太宝因而大骂政治部官员无耻利用老人家。

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政治部官员驱车带他环岛观光，让他看到现在的繁华，只要他签一份悔过书，便可以过繁华的生活。但如果他不愿签，就会在监牢里终老。

一切手段都用尽了，还是无法击败谢太宝的意志。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就为释放谢太宝而努力，但一直都不成功。

直到一九八五年，被无理拘禁十九年后，因为无法提出证据证明谢太宝犯罪，便只好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指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员。

在一九八十年代，德国总理疏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 曾经写信给星加坡政府，要求释放谢太宝。李光耀仍然不肯，因为谢太宝不肯写悔过书。

一九八九年，谢太宝四十八岁，终于离开大牢，转到圣淘沙岛软禁。他不是在自己的家中受软禁，而是在李光耀指定的地方受软禁，却要他自付生活住宿费，并不得离开小岛。此等恶毒行径，真是天理难容。

一九九二年，谢太宝五十一岁，才获准在日间回返星加坡本岛探访年迈父母亲，然后再回小岛受软禁。

一九九七年八月，他五十六岁，获准接受汉堡基金会奖学金到汉堡修读经济学和政治学，为期一年。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他五十七岁时，李光耀政府才解除对他的软禁限制，重获言论与行动自由。

李光耀叫政府官员警告他，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将严厉对付。他告诉政府官员，他对政治仍然有兴趣。他不愿顺从当局的指示，拒绝向李光耀强权低头。他希望在获释后，可以和更多人见面，看看是否可以为星加坡人民服务。

他说,“我一生最宝贵的时光被夺走了，连正式指控都没有，更别说在法庭上公开审讯。他是臭名昭著的内部安全法令受害者，要求政府废除内安法令。”（见香港《南华早报》，1998年11月27日版）。

就这样，谢太宝坐牢三十二年，从廿五岁直到五十七岁，才获释出狱。

长期监禁影响了他的健康。一九九八年八月，他接受前列腺手术，膀胱衰弱了。

由于在黑牢监禁多年，他的视觉也受损坏，肺部也不健康，生活中，仍被恶梦似的回忆缠绕。他最健康的就是坚定的意志。他要开始新生活。

他心中并不怀恨任何人，包括李光耀和那些在监狱里残酷对待他的人。他仍然坚信民主并不是暴力。他不反对任何个人，只是反对不公正的制度和政策。

他可以遭受监禁，但民主谁也监禁不了。总有一天，星加坡会走到民主那里。

他不懊悔自己过去的路。假使可以重来，他仍然选择同一条路。在他内心深处坚信，自己不能出卖良心，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能承认虚假的事。他心中的浩然正气，让他可以昂首阔步，走出牢门。

南洋大学的历史，是受李光耀迫害的历史，是一场浩劫。潘国渠先生和陈六使先生，都为南大而失去公民权。谢太宝不仅曾失去公民权，还受残酷的政治逼害，把青春年华留在牢房里。南洋大学的无数儿女，为母校付出沉重的代价。

谢太宝是良心政治犯，威武不屈，体现出南大精神，是南大人的表率，南大之光。

（5）学术生涯

谢太宝本就是研究学术的人才。他对社会时代的使命感，让他走上政坛，还为发挥才华，便遭受逼害。获释之后，虽然已步入老年，还是毅然重回学术研究。

一九九七年，获得汉堡基金会奖学金，到汉堡修读经济学和政治学，为期一年。

回来后，继续研究印尼经济。他的马来文知识，对他的研究有极大帮助。

二〇〇〇年，六十岁时，他到荷兰海牙社会研究所深造，获得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并继续研究工作。

二〇〇六年，六十五岁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转植或者是内部原生？发展中国家的外来投资与工业升级：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

谢太宝目前仍然在荷兰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6）林连玉精神奖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设在吉隆坡的林连玉基金宣布：谢太宝荣获本年度的林连玉精神奖。

谢太宝得奖的原因是：虽然遭遇三十二年不合理和无审讯扣留，他对民主的信仰绝不妥协，以及他对斗争的信念绝不动摇。他是南洋大学精神的一个光辉典范。

林连玉先生，一生维护民族教育，受尽种种逼害，虽公民权被褫夺了，也无怨无悔。谢太宝所走过的路，与林连玉先生所走的也正相同。林连玉精神，也就是谢太宝精神。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谢太宝在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上发言时说：

这番话，说出他对母校的感念，大学的价值，以及对陈六使先生和林连玉先生的敬仰。

二〇一五年，施忠明先生、戈麦斯博士、陈如斯先生，提名谢太宝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成功得奖并不容易，这项提名之举，其重要意义在于维护正义。正如陈如斯《提名谢太宝博士为诺贝尔奖金和平奖候选人的始末》（刊于《人民呼声论坛》）：

谢太宝蒙冤数十年，如今单单得到提名，已象征时代的转变。自由和平的声音势将越来越强。专制残暴的政权势必为时代所淘汰。

谢太宝的名字在星加坡历史上，已成为追求自由和平的象征。他和他那一代的战友，为一个美好的星加坡而遭受残暴的磨难。他已是鼓舞后来者继续奋斗的力量来源。

杰姆斯戈麦斯（James Gomez）在提名谢太宝博士为诺贝尔奖金和平奖候选人申请信中说（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这些话如实反映谢太宝的精神与贡献。他是再生的文天祥。沈大福同学有一首题为《谢太宝》的诗，向他致敬：

这首诗写出后来者对谢太宝的敬仰。这是他精神最伟大的地方。星加坡诗人怀鹰，也有一首诗《遥寄谢太宝》，向他致敬：

3、朱华联

朱华联，学名朱保连，笔名朱颜，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毕业。他是个苦学生，上一章已介绍他刻苦求学的事迹。就在他面对艰苦困境时，却被职业学生陷害。他的同班同学叶锦伦跟他一起被陷害，一起被开除出校。真是陋屋又逢连夜雨。上文“反对迫害”一节中，引用郑奋兴教授的话说：

朱华联被开除的情形正是这样。他并不参加当时的活动，只是不听职业学生的话，便被放进黑名单，不仅开除，还当是重犯，关押囚牢。真是岂有此理！

世界上从没有一家大学和学生像南大这样被恶毒逼害。

朱华联后来写的几本书《云南园的歌声》、《南大心声》、《岁月留痕》、《南大回忆》、《南园长风》等，记录他在南大的生活，以及遭受职业学生的陷害的经过详情。《有笑有泪的云南园生活》和《从大学到监狱的回忆》（刊于南大站）两篇文章，详细记述遭受逼害的事。以下记述即采用他的文章来再述他的故事。

（1）优秀学生

朱华联就读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时，成绩优异。一九六二年，读高二时，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打算不念完高三，以便节省一年学费。当时，南大正在招生，他报考现语系。结果考上了，可是父亲极力反对，因为父亲知悉星加坡政府逮捕南大学生的事，预测南大将有暴风雨到来，便要朱华联去念英文黄昏班。可是朱华联坚持进南大。他下定决心，自力更生，不要父亲资助。

一九六三年开学前，母亲和大哥筹备了几百元，给他交学费。他于是提着一个皮箱，告别了父母，便从居銮乘火车到星加坡。

到了云南园，看到一群群欢乐的男女同学登记入学或办理寄宿，他却愁眉苦脸，徘徊不前。因为入学要验证高三文凭，可是他没读过高三。

他拨长途电话向母校校长求情，发给他高三文凭。校长回答：“抵触独中条规，没修完高三，考获离校文凭也不能发！”。

他再向母校级任老师的丈夫鲁先生求助，鲁先生劝他读先修班。他只好报读先修班。

离家时，身上只有几百元，缴了学费，便所剩无几了。幸得一位同乡同学帮助，住在他的房间，一间宿室同住五个人。早餐和午餐，只一片面包充饥。晚餐时，在小餐厅订了一份餐和另一位同学共食。由于吃不饱，身体慢慢消瘦憔悴。

读先修班的那年，埋头苦读，希望得到优越成绩，可以申请助学金。可是，辛苦了一年，却没看见成绩单，只接到通知，可以读一年级。申请助学金的梦又碎了。

（2）工读生

一九六三年尾，南大放长假。他和海山街一个姓吴的星加坡同学到职工大厦建筑工地当抝铁杂工，工资一天五元。为了节省，他住在吴同学父亲的面房里。这陈旧简陋的组屋，座落在海山街的交界处，车声人声，终夜不停。清晨，从海山街走路去工场，沿途经过牛车水，他坐在路旁的小木凳上，吃一角钱盐稀粥或炒米粉。

为了求学，为了理想，他咬着牙苦干，非但称职，还比普通杂工强。工作了几天，变成了小黑人。他的食量大。早餐吃不饱，午餐一人一元，菜有限量，饭却自由吃，他吃上三四碗。工作了三个月，存了六十大元，离开工地，告别了吴家，回到云南园。

一九六四年，东筹西借，交了第一学期学费，手上已没有分文。漫长的三百六十五天日子，不知怎么挨过。第一天上课，父亲就要他停学，并托人为他找工作。

第一次作文课，黄六平教授要同学当场写一篇文章，题材自选。他下笔如流，叙述进南大的愿望和困境。交上文章，黄教授看了很感动，愿意帮忙寻找工读生工作。一周后，图书馆主任要他去面试，结果被选用了。辅助金每月六十元。当晚他就乘火车赶回家乡报告喜讯，卧病的母亲听了也欢笑。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暴风雨来临。南大当局开除了两百多个同学和教职员。那时他担任中文学会理事，负责年刊校对。当时，据说凡参加学生会和学会的同学都可能收到开除信。这次他很幸运，没收到开除信件。不过，有个常常拿着一个草包的学生来找他，要他签“悔过书”。他不想签，因没做坏事为何须悔过？当理事并不犯法。这个草包学生硬要他签。他回心一想，只要平安没灾难就好了，连悔过书的内容都没看清楚，就糊里糊涂地签了。

不久南大改组，图书馆人事更动。几天后，他和其他同学都收到警告信。图书馆的负责人以他参加非法活动的罪名被解聘。他没说上一句话，便离开了图书馆。

失去了工作，他又面临辍学之苦。教授们出于同情，劝他写封信去表白。那时，他写好了一封信欲呈上求情，可是又想到自己并没有参加非法活动，为何要求情？一气之下，把信撕了。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不敢向母亲和大哥要钱。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住在茅屋里的一群同学，知道他没钱交学费，筹足了借给他，好不容易才熬过了一个学期。

这之后，他到市区当家庭补习老师。以外日夜奔波，消瘦得如病人，也患了神经衰弱症，常失眠。

（3）遭受陷害

一九九六年尾，南大大事改组，从校方行政理事会到学生学会，都有很大的变化。他班上五个同学被那个拎草包的学生提名竞选中文学会理事。五个人都反对竞选，尤其他和叶锦伦同学两人，非常不愿意。他曾经答应母亲、大哥，不再当学会理事，所以立场坚定，要退出竞选。

那个拎草包的学生大权在手，一意孤行，结果五个被逼参选的同学都中选了。他和叶锦伦同学坚决不当学会理事。他们和那个拎草包的学生争辩。最终，他们退出了理事会，但这一场争辩，种下了后患。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九日，李光耀来南大，为新图书馆主持开幕礼。一群同学和平游行，抗议王赓武报告书使南大变质。当时，他和叶锦伦同学都不在场。

十一月十六日傍晚，他和叶锦伦同学在宿舍做功课。突然有人唤他们的名字，说他们被开除学籍了。他和叶同学奔去图书馆，布告栏出现了五十个被开除同学的名字。他和叶同学是其中两个。开除的理由是：“罢课，涂写标语，参加非法活动，经过校长劝告仍然不听。”

十七日清晨五时，军警围堵学生宿舍。他和叶同学在宿舍被逮捕，被扣上手铐，只有谋杀或者刑事重犯才会如此。他和其余六个同学被押上囚车，镇暴车在后护航。

他抬头从小车窗回看校园满山的相思树，微波鳞鳞的南大湖，常去的图书馆，常坐的石凳。这是最后一眼：“再见了南洋大学”。泪水像石蜡凝固在眼眶中。

（4）牢房重犯

囚车直接驶进女皇镇监狱，一步步行过多重的机械栅栏，坚固的栅栏。命运已被判决，在内部安全法令下，没有审讯，没有公正。叶同学和他被个别囚禁在四楼囚房。

叶同学走在前头。在步入囚室前一刹那，回头用极度惊骇的眼神看着他：“发生了什么事？”随之泪水夺眶而出。他的双唇麻痹，喉舌窒息，无法说出半句安慰的话。

囚室内有一张单人床，一张被，一个有盖马桶。从坚硬木门的小孔看到外边一条长长的走廊。黑夜降临后，刺耳尖锐的哭叫声，低低的抽泣声，穿破了死寂的长夜，让人感到在生病和虚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整个晚上，反复思索和回忆在大学的日子，家乡的生活，一切如在眼前，又突然远去。在囚室内，已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清晨时分，守卫开亮照明灯并打开囚室的门，随众人到外头场地集合听候指示。传言这十名囚犯中有两名重要人物。他们会是谁呢？大家看起来既平静又斯文。

第一天和第二天，都被叫去问话。早上或下午，只有短暂的活动时间。其他时间都被幽禁在房中。有一天中午，几十个囚犯被命令集合在大厅。每人一纸一笔，写想要写的话，寄去意想中可能帮助自己的人。

没有人会收到这封信，也不会有人回应这封信。就像是祷告，你可以任意祷告，神灵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十点钟时交出书信后，再度囚禁在牢室内。

晚上十时熄灯，在黑暗的囚室内的人，受精神虐待，未经审讯。

隔日，拷问开始，单独的一个接着一个。在冷气房内，一个高个子注视着他：“欢迎你，请坐。”

“你为什么被逮捕？”
“我不知道。”
“你被逮捕，游行示威，你有参加非法活动吗？”
“我参与罢课和游行请愿，那是三年前的事，是一个和平的示威。”
“你三年前参加活动，为什么现在被开除？你肯定没有参与非法活动？”他用狭窄的小眼看人。
“你必须说明真相，要不然你会长期的拘留在这里。”他的声音开始显得粗暴。
“我知道有一份要改革南洋大学的王赓武报告书，我也知道学生学会有一份备忘录和一封谴责信，呈交给了有关部门。这些都不是非法活动。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参与。我只是替学会张贴每年一次的会讯。”

审讯过后，在囚室内的人，只能来回走动。

十八日下午，他躺在监牢床上，想着家乡，也想念他的补习学生。突然间，牢房的门开了。他被命令到职员室去签收信件。走到职员室，站了片刻，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望了他一眼，把信开了，念了几句，然后抬头对他说：“这是驱逐出境令。”接着又大声警告说：“你永远被禁止入星加坡。”

当他听到永远不能进入星加坡时，冷汗直流。他悲哀地，缓慢地问：“为……什么……不……给我……来星加坡？我……的女……朋友住……在星加坡。”

“快签收！别浪费时间。”职员命令道。

他用颤动着的手，签收了信。

从职员室走出来，好似一个被逮捕的受伤战犯，往断头台走去。在短短的三天里，被开除学籍，被押入牢狱，如今又被驱逐出境。

“我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

走过叶同学的囚房时，叶同学站在牢房洞口问：“什……么事？”

他有气无力地答：“我……将……永远被……禁止来……你的……国家。”

叶同学用沙哑的声音安慰他。

整个晚上，他躺在床上，仿佛看到亚兰站在长堤对岸，挥手道别。他回忆那些和她走在海滨，微风扑面的夜晚。他留恋在她院子里常坐在一起的千秋。他留念狮城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

十一月廿四日早晨。叶同学听到他父母来探监，他高兴的跑去会面室。二十分钟回来，抱头痛哭。

“什……么……事？”

叶同学沉着气说：“我和你是……十个……重要人物中的……最重要的两个，父母不准来……探监，害得……我父母……天天在……监牢外……痛哭！”

看到叶同学悲痛的脸，让人内疚。如果两人当初没坚决地站在一起，拒绝当学会理事，也许不会有如此悲惨的遭遇。

牢房一天如一年，天天盼望被释放的消息。笫六天，其他同学都被释放了，监牢里再也听不到悲壮的歌声。

（5）告别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午，当叶同学听到他被释放，马上悲喜交集，脸色苍白。叶同学站在牢房边向他挥手道别。他不舍得离开叶同学。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他留恋地多望叶同学几眼，因为以后永远无法见面了。临走时，他把一包饼干放在叶同学的牢房外。他用抖动的声音安慰叶同学，默默地祝福他，希望他能以瘦弱的身子，战胜那漫漫的长夜。

当天傍晚，夜幕低垂。狮城的天空飘着细雨。他手中握着那张星加坡政府赠送并限时要他离开星加坡的火车票，匆匆忙忙往火车站走去。当火车开动时，他和亚兰站在月台边，相对无言。一阵悠长的笛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火车开始移动了，他用颤抖着的手和亚兰握别。火车越走越快，他跳上了火车，亚兰快步地跟着火车。他站在火车门边，看到亚兰脸色凝重，不断挥手。

“再……见……”

“再……”她低着头，挥着手。修长的头发在晩风中飘摇……。

火车载着他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地方。

火车越过长堤时，他呆呆地站在车门旁边，寻找亚兰的身影。只见孤寂的弯月，飘浮在黑沉沉的夜空。

（6）连续逼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六日，离开星加坡后，回到柔佛。过了三个星期，幸得李同学协助，到柔佛东岸小镇南亚港的南亚小学当教员。

白天教课，晚间修课，希望日后成为合格教员。这是当时唯一的愿望。可惜事与愿违。一九六八年，有一天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相约见面。

这人显然是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机关知道了他被星加坡政府驱逐回来的事，担心他思想仍然激进，毒害学生，要他合作，以表忠心。只要他将所看到一切违抗政策的事，打报告就可以了。如不肯合作，教书证马上被吊销。他拒绝了。

三天后，校长转来了教育部的驱逐离校令。就这样，他再一次遭受逼害，离开了南亚小学。

南大学生所遭受的政治逼害，全无道理可讲。

4、庄正正

庄正正是泰国华侨。他在槟城读华文中学，然后到南大。他的泰名 Vithit Chungphaisan，所以他以泰名缩写 VC 为笔名。他在《我在南大的岁月》中记述在南大的遭遇。他所受的逼害是另一种，不同于上述几位同学，但性质相同。以下就采用他文章中的资料来再述他的故事。

（1）不能忘却的伤痕

庄正正在文章本是以英文写的一封电邮，题目是：My Old Days at Nantah，刊于南大站。他在这封电邮里，写下记忆中为了深造到南洋大学，又回返泰国，之后再辗转去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漫漫长路。这其中的事故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又或者是亲眼目睹了其中的过程。

李光耀一生诽谤南大，最常说的是：南大学生水准低，不懂英文。

庄正正到海外的求学经历，正可以清楚说明，南大学生到英文大学，不仅可以克服英文难题，还以优异成绩获得学位。这是给李光耀的最好回答。

新加坡文献馆翻译刊登庄正正的文章，并在文章有前头有几段话，说出南大人的心中不能忘却的惆怅：

遭受逼害的南大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那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故事，而是南大人集体的记忆，是历史的真实文献。庄正正在文末说：

南大人可以做的事还很多，但还须各尽所能，同心协力，才能有所作为。

（2）追求传统

庄正正介绍自己的求学背景道：

庄正正在一九六三年初入学，二月二日，便是“冷藏行动”日。南大遭遇冷血浩劫。他所希望看到的“传统”，在南大正开始遭受破坏。这之后就难免让他伤心失望了。

（3）灾祸

灾祸骤然降落云南园。在南大创办之初，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南大师生可以研究政治，但任何人都不可以把政治活动带进校园。一九六三年是关键年。李光耀以强权和暴力控制南大，把政治带进南大，别的政党也自然跟着进来。南大成了政党竞选活动的地方。

其实，这样的宣传并非必要。南大师生对政治的见解早已定型，不可能因为宣传而改变。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并非因为宣传得法，也不是深得民心，而是靠强权威吓，靠白色恐怖。选举之前，特务到各处散播放话，在选票上有号码，可以查出投票给反对党的人，将遭受惩罚，失去工作，让一般选民害怕受到报复，不敢把票投给给反对党。

一九六三年之后，李光耀对南大步步紧逼，灾祸一场又一场接踵而至，阴霾笼罩南大的天空。

冷藏行动之后，紧接而来的便是王赓武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对南大的最大迫害。南大从此一步步走向闭门之灾。

南大学生为了捍卫母校，挺身而出，但是面对的却是惨无人道的催泪弹与真枪实弹。受逼害的学生数以百计。不仅是学生受逼害，学生的家人也遭到逼害，犹如古代的株连九族。

当时，校内的职业学生到处横行，渗透进各个系的学会。上文“反对逼害”一节中，引用郑奋兴教授回忆，黄应荣叫他把数学学会的会长带到校长室，让特务逮捕的事。数学学会在游行示威之前，已被职业学生渗透出卖了。庄正正是学术组组长，不管是否参加游行示威，都得写悔过书，否则，必被开除出校。

写悔过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不出卖同学便好。既然校方可以用虚假的罪名指控学生，那么，学生也可以签虚假的悔过书。不过，不是每个人面对此种逼害时，都愿意这么做。实则大都不愿意签悔过书而离开。他们的情操至为高尚。

（4）离校

庄正正在签了悔过书之后，却又面对新的逼害，就是学生证须每日更新。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纯为逼害人。想出这种逼害方法的人，丧尽天良。

庄正正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的思想也很单纯。他一心只想到南大来求学，他所参加的数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也是非常正常的学生活动，却以此遭受李光耀政府的逼害。这并不是庄正正一个人的遭遇，是南大同学普遍的遭遇。他和郑奋兴教授一样，都是虔诚的教徒，但在面对此种逼害时，却难免义愤填膺。庄正正就这样，带着一颗悲伤的心情离开南大，他深爱的母校。

（5）南大生的水准

庄正正放弃了只差一年的学业，他心中必也难舍，只是形势逼得他难以忍受。离开南大后，他先到一家木材公司工作，打算储蓄些钱，再到外地升学。当时，被开除离校的同学一般也都走这条路。虽然未必都到外地升学，但工作是眼前必须走的路。这时，他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有关南大的事，都叫人悲愤不已。最令人气愤的变是对无辜的谢太宝同学的监禁。

一九六八年二月，他终于到新西兰威林顿的维多利亚大学继续求学。新西兰在南半球，这时正是初秋的时候，南半球的入学季节。他在南大已读了三年，只需补修一年便大学本科毕业了。

他在前往新西兰途中，路过星加坡。因为他之前是自己退学离开的，不是被驱逐出境的，所以在机场没遇到麻烦。天从人愿，他终于顺利前往新西兰，完成学业。

庄正正到海外求学，倒很顺利。虽然为了帮补学费与生活费，给当地孩子教补习课，假期还到农场和屠宰场工作，但并不像南大当年的苦学生那么艰辛。

在奥克兰大学的硕士班上，有两名南大生和两名新加坡大学的学生。就当年南大的历史遭遇来说，这真是一场像是事先安排的巧合。

李光耀一生都在诽谤南大学生，又不懂英文，又不够程度。他的逻辑很简单：英文高于华文，英文大学高于华文大学，马来亚大学是英文大学，所以高于南洋大学。

王赓武报告书完全配合李光耀的意旨，跟着李光耀诽谤南大学生的程度。他在报告书中说：

王赓武的这番话显然是李光耀教他说的，目的是帮助李光耀贬抑南大学生。王赓武是马来亚大学毕业的。在他和李光耀看来，他的程度当然很高。然而他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呢？

王赓武读博士学位时，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史。他的中国古代史程度，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他的研究能力，根本不值一提（见 《从南洋大学图书馆到王赓武图书馆》，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庄正正在奥克兰大学修读的硕士班，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即之前的马来亚大学）研究生在海外英文大学同班读书，正可比试较量。较量的结果是：“总共有八名学生获得一等荣誉，包括了两名南大生，其中并没有新大生。”这正好刮了王赓武两计响亮的耳光。

当然，不能单单据此就说，南大学生个个都比星大学生程度高，但至少可以说，南大学生的程度比起星大学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光耀和王赓武对南大学生的诽谤，只能显出他们恶毒的内心世界。

（6）梦回南大

南大学生无一没有浓重的校园情缘，即使毕业多年后，依然不忘南园的景物：相思树、南大湖、八角亭，以及同学日常留在校园的欢笑声，课室内外的师生情缘。

南大人都因为“自已是南大的一名孩子而感到骄傲”。母校恩情，常留心中。庄正正当初报读南大，或是由于追寻传统的情怀。虽然久居海外，对当地生活或早已适应，但仍然不忘自己的根，不忘南大。这也正是南大的校风与传统。正因为不忘本源，他最爱唱的歌曲是《异乡寒夜曲》。

这歌词牵起的，或就是故乡情绪，或就是南大情怀。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绪，而是久留海外的南大人的共同心绪。南大人流落他乡，其主要原因便是南大所遭受的迫害。

5、何元泰

何元泰是南洋大学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的学生会会长。跟他同一个时期的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会长是陈华彪。

陈华彪与何元泰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时代。他们分别在当时星加坡的两家大学担任学生会会长，陈华彪比何元泰早一年，而结果都逃亡英国，以躲避李光耀的逼害。

（1）时代意义

陈华彪是一九七四年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会长。他上任三个月后，因为同情遭遇不合理对待的工人，向政府控制的工会施压，触怒李光耀，以“非法集会和暴动”罪名判处入狱八个月，并被大学开除学籍。一九七五年出狱后，要他立即当兵。他个子矮小，却要他当炮兵，限他三天后报到。出狱当晚，他在朋友帮助下，深夜坐小船偷渡到对岸的柔佛，再由陆路进入曼谷，一九七六年飞到英国寻求庇护。随后修读法律课程，并执业律师。

二〇〇二年，陈华彪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见林友顺《陈华彪的狮城民主愿景》刊于亚洲周刊，2012年12月20日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述说：

陈华彪领导的学生运动，虽然很快就被李光耀扑灭，但在星加坡历史上，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正如陈华彪所说的“当局没有想到的是，在左派力量成功被压制后，以为没有新的政治力量出现时，却冒出学生运动。”李光耀当时不仅恼怒，亦必十分吃惊。

前人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陈华彪领导的学生运动之火，迅速被李光耀扑灭。李光耀更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年后，又有南大学生会会长何元泰出来竞选，跟他做对。这让他十分震怒。

陈华彪领导的学生运动与何元泰的参加竞选，虽然都很快就被镇压，却具有一个新时代的意义。

（2）不平之鸣

何元泰出身自贫穷的家庭，在大巴窑的乡村里长大。他小时候，那里还没有公共交通，也没有电和煤气供应。

他进入南大历史系就读。他的出身让他很自然的关心劳苦大众的生活。他在中学时期，便已目睹南大所遭受的逼害，目睹华文教育被消灭。他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对亲眼目睹的一切，内心难免不平。

他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担任南大学生会会长。一九七五年，李光耀派遣李昭铭当南大校长，正式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

何元泰在一九七六年以工人党候选人，竞选武吉班让区国会议席。

他在竞选时主张，“提高英语水平外，不应忽略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他如果只提“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应该没事，但他也提“华语”，这就招来杀身之祸。李光耀立刻指控他是“华文沙文主义，试图煽动暴力。”

在大选后遭通缉，罪名是发表煽动性言语。

把受华文教育的人套上“共产党”和“沙文主义”的罪名，是李光耀一生不变的招数。虽然这次李光耀只指控他“沙文主义”的罪名，但又指控他“试图煽动暴力”，这就非常严重了，比陈华彪的“非法集会和暴动”罪名要严重得多。李光耀完全可以引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他入狱，而不加审讯。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间，何元泰在槟城接受《号外周报》访问（刊于《号外周报》507期18-19页，又见于南大站）。他回忆说：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指责何元泰说（见《经济腾飞路》第十章）：

在李光耀一生中，不知用了多少次这样的罪名指控受华文教育的人。每一次都在指控之后，残暴逼害。

李光耀的指控足以让人人害怕，怕因为把票投给反对党而被报复。这导致何元泰落选并被通缉。他要是中选，留在星加坡当议员，他的遭遇将跟谢太宝一样，被李光耀引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永困牢房。

（3）逃亡

何元泰在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写的一封公开信《新加坡政治难民何元泰公开信》（见新加坡文献馆）中回忆当初被追捕的情形说：

他在写这封公开信时已经以新加坡难民的身伤在伦敦生活了三十二年。

何元泰只是个文弱书生，就像谢太宝一样。可是，前来逮捕他的警察却是真枪实弹，而且威胁开枪。幸得老天保佑，他才成功逃脱。他逃亡的路线大概跟陈华彪的一样。最后的目的地，也一样是伦敦。真是吉人天相，却从此一去不回头。他一直以联合国发出的政治难民护照，居住在伦敦。

陈华彪因同情工人而逃亡，何元泰因为母语伸冤而逃亡。两人的罪名不一，而逃亡则一。在一九七十年代的世界，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星加坡。

（4）褫夺公民权

何元泰在公开信中继续说：

李光耀的生性残暴，其报复心理亦千百倍于常人，就是黑帮老大也比不上。

为了褫夺陈华彪和何元泰的公民权，他甚至于修改宪法。这是十分荒谬的事。在一九八十年代的世界，这样的事情也只会发生在星加坡。

何元泰为自己的公民权而上诉。两年后，突然接到内政部的通知，已经决定撤回原有的公民权禠夺通知书。他于是为自己申请一本护照，一再努力都不成功。理由是：因为他被新加坡警察通缉，所以不可以获得新加坡护照。

他不想申请成为英国公民，他始终保持星加坡公民的身份，因而在流亡三十五年间，他都没有成家安居。一直到二〇〇九年，他才与比他年小廿八岁的泰籍妻子结婚。他们育有一个儿子，可是因为他的公民权问题没法解决，儿子的公民身份也没法解决，没法申请婴儿护照，出门远行，十分不便。

在他的心灵深处，思念故乡之情始终不断。他思念母亲，却无法回来探望。只能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到马来西亚新山，隔岸远望新加坡，等待母亲来和他见面。

（5）薪火相传

南大校友对南大的爱，既深且重，延绵不绝。这是南大的传统。

在南大即将被关闭的时候，一九七七年，南大被改为英文大学后两年，学生会发起一次美化校园运动。参加的不止是同学，还有教职员。情形就跟一九六一年的美化校园运动一样。大家在母校即将被关闭时，仍然热心美化校园。当时的《南洋商报》（1977年1月10日第4版）报道：

当时，李光耀早已完全控制南大，并已改为英文大学，新成立的学生会全面受监控，不复当年学生会的气势，但是，南大学生的正义感与使命感依然如故。

一九七七年的学生会会长是在何元泰刚刚毕业之后，由当时的学生会带动美化校园运动，继承当年同学关爱母校的精神。这是李光耀所无法理解的南大文化与南大传统。

原本由李光耀派来的校长李昭铭，他的任务是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可是他会错意了，以为把南大改为英文大学之后，继续发展。他贸贸然提出设立工学院和绘测学院的计划。这个祸闯大了。他的计划书交到李光耀手上，令他十分暴怒，马上把他撤职。他连辞职的机会都没有。从此在人间隐形。

李昭铭被撤职后，由吴德耀担任代校长。这个时候，离开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联合校园”只剩下一年半时间。南大已别无可为，美化校园是美丽而伤悲的活动。

这是南大校史上的第二次美化校园运动。在学生会领导两次美化校园运动时，校长都参加。吴德耀和庄竹林两位校长，是南大历史上，最关心学生，最关心南大，最关心民族教育的校长。他们把学生的利益、南大的利益、民族教育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在此之前的四位南大主管，林语堂、张天泽、刘孔贵、黄应荣，则是卑鄙无耻之徒。他们把个人利益放在学生的利益、南大的利益、民族教育的利益之上。尤其是刘孔贵与黄应荣，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与李光耀合作，出卖南大学生，出卖南大教师，出卖南大职员，出卖南大的利益，出卖民族教育的利益，是南大历史上最无耻的校长。这四个主管，虽有人形，全无人格，不仅不配做校长，根本不配做人。

（录自 2017年10月15日《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