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顿报告书的时代背景

丹顿报告书中提及的几个时间点是，其一，李光耀于1978年2月在南洋大学的讲话，传达了新加坡有着两间大学是最佳政策选择的观点。其二，李光耀于1979年6月间，在伦敦物色撰写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的适当人选。其三，丹顿于l979年10月18与19日到访新加坡。其四，丹顿于l979年12月11日签署报告书。最后，李光耀于1980年3月15日对外公布丹顿报告书。此前，李光耀已经先在1980年3月7日致函南洋大学理事会，建议南大与新大合并为一间大学。

从这几个时间点可以知道，由李光耀开始物色撰稿人选，到丹顿走访新加坡，其间的时间是约3个月，从丹顿开始工作直到完成报告书的时间是不到2个月。换言之，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一份对整个新加坡未来发展会有着极大影响后果，尤其是事关国家未来人才培训的大学教育报告书，从筹备开始直到完成报告书的整个过程，只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而且，仅仅是单独的依靠丹顿一人去完成。

这一种情况，不论从何种角度来衡量，都可以视为一个十分轻率的举措。诚然，这正是吴德耀对丹顿报告书的批评。可见，丹顿报告书确实是一份在急促中草草了事的急就章。

从常理，以及之前的三份南大报告书的历史经历来看，李光耀应该会先公布丹顿报告书，以塑造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舆论，之后，当社会接受了这一种一间大学的框架，才宣布关闭南洋大学的决定。如此一来，在一间大学框架下，牺牲南洋大学的现实，在社会上不仅不会有反对的声音，更可以享有水到渠成的政治说服力。

然而，这一回李光耀却是在宣布南大与新大合并的建议之后的一星期，才对外公布丹顿报告书的事实。这一件史实充分体现出李光耀对关闭南洋大学，是势在必行的信心满满。更说明了，在李光耀心目中，华社已经再也没有了维护华教的信心与毅力。诚然，那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历史上的一个悲剧现实。

历史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因为南洋大学的生死存亡命运，早已经掌握在李光耀一人的手上。

李光耀在1963年通过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从而逼其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之后，李光耀全面掌握了南大理事会人选的主导权。于是乎，从此开始了李光耀个人全权支配南洋大学发展方向的时代。

往后的岁月里，在李光耀处心积虑的策划下，南洋大学不仅是逐渐偏离南洋大学原本的创校宗旨，更是不知不觉，既便是有知有觉，也无可奈何的，一步一迈向并入新加坡大学的政治布局之中。

1974年7月，李光耀通过教育部长李昭铭，在南大第十五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传达了政府对南洋大学设定的一些新政策，其中，在大学行政上，南大与新大，共同组成一个联合招生委员会，统筹办理两间大学新生入学事宜。这是两间大学在组织上相互靠拢的一个重要起点。从此，新大掌握了分配大学学额的职能。

1975年3月，李光耀为了加速，与更直接的参与对南洋大学的改革，委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南大校长。出乎意料的是，李昭铭竟然会试图在南大增设工学院与绘测学院。这一举措大大侵犯了李光耀通过王赓武报告书，限制南大发展空间的潜目的。

1976年8月，犯错的李昭铭黯然离职，由吴德耀代理校长。然而，吴德耀的亲华教心态，对李光耀而言，却是一个没有必要的隐忧祸患。

1977年8月，李光耀废除南大原有的大学校长制，架空了吴德耀。大学校政改由一个4人特任委员会执行，成员中有新加坡大学校长关世强。从李光耀承认白里斯葛报告书的那一天开始，关世强就是替李光耀处理南大事务的主要代理人之一。

李光耀快马加鞭改组南洋大学。新校政委员会宣布南大与新大进行更密切的合作。积极推动南大与新大采用统一的课程提纲、考试和学位制度。与此同时，南大的一些重要行政首脑职务，逐渐由来自新大的教职人员取代。社会事务部常任秘书陈祝强出任一个新设立的职位：南大秘书长，负责执行特任委员会之决策，以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工作。

1977年12月，李光耀在新大明确指出，南洋大学的改组必定成功。

1978年7月，大学新学年开始，南大新生在武吉知马联合校园上课。关世强为两校的共同行政首长。联合校园里，南大与新大的文科，社会科学，理科，会计，商业管理的学生，都在统一的课程提纲下学习、和考取学位。

有必要记录存档的一件史实是，根据当时一位报读南大而在联合校园上课的学生回忆，教务处通知他们这一批学生，可以暂时不交学费，先上上课，试试看，是否适合新环境，要不然可以随时退学。

事情发展至此，明显不过，南大并入新大已经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认真执行中的工作计划。早在1971年已经有文献记载说，有一天南大终究会和新加坡大学合并起来。其实，丹顿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已经被告知，商业管理和会计课程，将会改在裕廊校园上课。这是说，落实南洋理工学院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

对南洋大学最终会并入新加坡大学的这一个必然结果，了如指掌的李光耀，却竟然可以泰然自若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在1978年2月对南洋大学的师生表示：新加坡有着两间大学是最佳的选择，一间在肯特岗，另一间在裕廊。

厘清了这些历史事迹，毋庸置疑，李光耀是凭据了丹顿报告书的建议，才不得不关闭南洋大学的说法，是一个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彻底谎言。

既然如此，李光耀又为何要劳师动众，去营造一份毫无实质价值的伪报告书？显然的，那无非就是因为李光耀心存侥幸。事实上，这一种李光耀心态在《李光耀回忆录》中，一展无遗。

这一件事实说明了，毫无疑问的，丹顿报告书只是李光耀精心设计的政治工具，用来转移和模糊社会舆论，进而期待能够推卸，自己要背负的那一个消灭华人文化教育，无可宽恕之千古罪人的重大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