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事论事驳斥丹顿之无知报告书

在李光耀的要求下，丹顿一位对新加坡历史，和社会现实无知之英国的大学校长，撰写了一份共11页的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此篇论述，文献上通称为，丹顿报告书。

首先，丹顿无知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

丹顿的报告书聚焦讨论：新加坡应该有一间或是两间大学？

这一个问题完全无视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社会的特性。从国家教育层面来说，丹顿应该提出的正确问题，不是一间或是两间大学？

正确的问题是，一种文化或是两种文化的大学？进而再提问，要东方文化的大学？或者是，要西方文化的大学？还是，要东西两种文化并重的大学？

符合新加坡社会特性的唯一最佳选择是，新加坡应该有东西两种文化并重的大学。

那么，维持现状，即南洋大学提供东方文化教育，新加坡大学提供西方文化教育，就是最佳的大学教育政策。如此情况下，丹顿提出的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结论，肯定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

各个民族可以自由学习和使用自己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一个受到国家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因此，只要一间在肯特岗的大学，就是说新加坡只要西方文化教育，不要东方文化教育。这是完全漠视了华人学习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的基本人权。

李光耀向来自诩，新加坡施行平等对待4种语文的社会政策。如果事实确实是如此，那又岂能认同与支持，更进而执行，这一种彻底侵犯一个民族文化语言的不当建议？

其次，丹顿无知南大和新大在教育本质上的不同。

丹顿报告书指出：申请入学者，尤其是那些离校考试成绩比较好的，大多数都选择新大。新大已经处在更有利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可激励它上进，而南大则没有能够和它争一日长短的希望。因此，这样的竞争多半是没有益处的。

离校考试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选择新大，而不是南大，客观原因是，这些学生选修只在新大设立，而不在南大设立的多项专业性质的课程，比如，医科，法科，工程，建筑，绘测学等等专业学科。

此外，政治上，长期被官方妖魔化的包括南大在内的华文教育，也对学生与家长在教育选项的决定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当然，大学毕业后的就业机会更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丹顿使用申请入学新大专业学科的学生的离校考试成绩，和申请入学南大的非专业学科的学生的离校考试成绩，做了比较，而得出南大不如新大的结论。

这是一个荒谬和缺乏专业认知的结论。本质上大不同的数据，如何可以进行客观的科学性比较？比如，数学解答与诗词创作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可以取得满分的成绩，后者只能是主观评分。说白了，只有满分的数理考试，没有满分的文史答案。可见，丹顿确实全然无知南大和新大由于课程的区别，而在教育本质上的不同。

丹顿认为南大没有能够和新大争一日长短的希望，既是悲观，更是误判。事实上，丹顿承认：南大已经在某些方面，如华文研究、数学和电脑学等学科建立了优良的声誉，也认为南大在商科方面所做的工作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事实确实如此，整个南洋的本土经济，就是华商经济，而华商经济的根本正是华人文化。

更重要的是，丹顿如果对新加坡社会现实稍有认识，就会知道南大的东方精神素质，是新大无法比拟的。就国家意识层面而言，南大倡议的本土意识与新大传承的殖民意识正好相反，南大培育爱国思想，新大颠覆爱国思想。南大的这一种精神实质，正是支撑新加坡走向独立自主的后殖民时代，进而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其三，丹顿无知南大和新大在国家资源分配上的极大不同。

新大是新加坡政府办理的大学，从建校的那一刻开始，就享受着源源不断的国家资源支持。相反的，南大是民办的大学，一直以来都面对财政艰难的困扰。即便在李光耀接管南大之后，政府在政策上依旧歧视南洋大学。

历史事实是，1969年，李光耀已经在部署建设新大在肯特岗的新校舍群。这是一个动员巨大人力物力，和庞大资金的大学教育计划。反观南大的处境，1971年，大学理事会还在设法筹集一笔小数额的400万元，以扩充部分现有的大学建筑。

丹顿对南大和新大在国家资源分配上的如此巨大差别，一无所知。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对大学运作的影响，就必然无法在一个平等的层面，客观看待南大面对的困境。

面对恶劣大环境，南大既便在财政和资源上都远远不如新大，但是，南大在一些学术领域还是做出了杰出的表现。事实确实如此，为此，不妨想想，如果南大在国家资源上能够享有平等的待遇，岂能不可以和新大在学术上进行有益的竞争？

明显的，丹顿给予南大的负面批评，是源于无知南大和新大在国家资源分配上的极大不同。

其四，丹顿无知华文教育是李光耀急欲消灭的政治对象。

新大之所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因为政治因素。同样的，南大之所以受到李光耀的排挤也是基于政治因素：华文教育是李光耀急欲消灭的政治对象。

丹顿在报告书里明确表示：撇开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这不在我的职责范围。

实事求是的说，这就是丹顿报告书失败的单一最大原因。南洋大学的问题，向来都是新加坡政治层面之一个不可分割的议题。一旦撇开政治上的考虑，就丢失了分析南大问题的最核心元素。

理所当然，一个不考虑问题核心元素的报告书，其准确性，就必然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话说回头，丹顿对新加坡有多少认识，报告书的分析如何，准确性如何，等等，都不是李光耀所关心的。

李光耀所要的仅仅是丹顿的一句话，那就是：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

可见，丹顿的无知新加坡历史和社会现状，正是为何丹顿会获得李光耀的青睐，受聘撰写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在此，丹顿的无知反而是个人成就的最大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