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顿报告书的论述偏差与失误

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即丹顿报告书，表面上，是讨论新加坡未来的大学教育发展大方向。实质上，这一份报告书的不可告人政治目的，是要为关闭南洋大学，提出一个学术性的解释，以减少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最高学府的政治成本。

从政治层面看，明显的，丹顿报告书是为李光耀的政治利益服务，而不是真正在研究和探讨新加坡大学教育未来发展的大方向。说白了，丹顿报告书只是李光耀的障眼法，用来蒙蔽李光耀消灭华人文化教育的历史本来真面目。

明白了李光耀的不良企图，丹顿报告书的论述之所以有偏差与失误，是理所当然。

首先，丹顿是完全依赖官方提供的数据和资料，来了解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实况。丹顿也从李光耀的伦敦面谈得悉，新加坡政府在大学教育政策上的观点与盘算。此外，丹顿在新加坡的两天访问；到何处，见何人，也都是官方的精心安排。

基于这些外在因素的启示与影响，丹顿应该十分清楚知道，李光耀对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的期待是什么。所以说，毫无疑问的，丹顿报告书是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量身订造的一份伪学术报告书。

其次，李光耀把研究未来新加坡大学教育发展策略的探讨，局限在一间或是两间大学的单一议题上，从而否决了一种开放式，多层次和客观性就事论事之探讨。

一个缺乏讨论空间的议题，是在自我否定其研究结果的参考与使用价值。因此，一个只单独讨论一间或是两间大学的议题，其结论对新加坡未来大学教育发展的大方向，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参考价值。

其三，这一个议题的内含思维逻辑凸显出李光耀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图。

在一间或是两间大学的议题下，如果得出的结论是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那么，这一个结论的必然结果就是关闭南洋大学。

论证上，在现有两间大学，新大和南大之中，如果只能有一间可以生存的情况下，那么，要关掉新加坡大学的可能性必定是零。理由很简单，新大比南大有更多的学科，而且都是国家有重大需要的专业学科，如医科，法律，工程，建筑等等。也就是说，国家需要新大更甚于需要南大。

这是一个现实社会的必然选择。名正言顺的选择了新加坡大学，其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关掉南洋大学。图穷匕见；李光耀在演绎了一间或是两间大学的论述之后，就自然而然的露出其真正面目，要把南洋大学消灭掉。

其四，丹顿在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论述上，文不对题，答非所问。

在报告书的第2节之三处校园的容量，丹顿陈述了三处校园的面积和学生容量之后，在第9点直接指出：我要建议在这些校园当中应该只发展一处，以应新加坡在大学教育方面的需求。虽然肯特岗并不是最大的校园，但它在这方面却是最适合的地方，因为它拥有最新式的建筑，也是建医学学院和教学医院的指定地点。

在此，丹顿是从校园的发展规划，选择了肯特岗为最适合的地方。校园发展规划的好坏，和需要一间或是两间大学的考量，没有什么必然的客观因果关系，除非那是一个主观判断。

肯特岗建医学学院和教学医院，无碍新加坡有两间大学的现实，两者互不排斥，何来冲突？何以选择了肯特岗，新加坡就只能有一间大学？为何不可以在有两间大学的情况下，发展肯特岗？

更关键的是，那一个校址更佳，是在有了一间或者两间的结论之后才能出现的选择。因此，设定只发展一处的前提，本末倒置，已经否定了分析三处校园的必要性。一间大学的结论岂能是一个议题的前提？这是不是喧宾夺主？

其五，丹顿有着先入为主，未申先判的不当心态。

丹顿在第14点逐一的反驳了，在第3点提出的5个支持要两间大学的论述。随即在第15点，丹顿直接提出新加坡拥有一间大学的好处。这一个论证是：以反驳支持两间大学的立论，来建立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结论。这一种思维，折射出丹顿是带着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先入为主观念，来审理议题。

丹顿未申先判的心态在第16，17，18点，显现无遗。在此处，丹顿提出了一间大学的种种理论上的好处。由此可见，丹顿是把自己设置在反对南洋大学，支持新加坡大学的政治立场上，来处理与撰写新加坡大学教育报告书。

毫无疑问，这一未申先判质疑了丹顿报告书的公信力。

从学术报告书的基本要求和撰写程序来看，丹顿报告书理应以同等的精力，详细的列出支持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论述，之后，同样的，逐一的反驳支持者的言论。

换言之，正当的做法是，丹顿在公正平等的处理了正反两方面的论述之后，才总结陈词，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此外，更要对自己做出的结论给予适当的解释。

形象的来说，丹顿在第13与14点，是以仲裁者的角色来处理议题，但是，从第15到第19点，丹顿却改变了角色，从仲裁者化身为当事者：即李光耀的政策辩护者。堂堂一位大学校长竟然可以提出如此违背学术精神的报告书，真是绝响。

丹顿的混淆角色，挑战了公正性。这一种具有偏见色彩的政治报告书，没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