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复兴”南大的神圣事业当个智谋者！

南笛君回答我的文章，说甚么我“究竟是外来客，要和董教总争地盘，谈何容易”。其实不仅胡闹，还很刻薄，讲话就是冲着人家过来的。是的，当前我并没有马来西亚国籍，但是我是在认清新马为一家，马来亚为祖国的年代成长的，因为近半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加拿大生活，没有受到新马分家的政治宣传的影响，始终保持着我对半岛的深厚感情。特别是看到那里的华族同胞对中华语文文化的爱护，对发展华文教育的努力，以致成功地在董教总的领导下在中国以外建立起唯一的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我还有什么理由去“和董教总争地盘”？南笛君提起我在去年11月29日在墨尔本校友联欢会上的演讲，他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的讲词中的如下一段呢？

“我们眼前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自从新加坡当局限制南大招收外地学生以后，为了解决自己的华校师资来源和毕业生的出路问题，马来西亚华族尝试再走创办南大的路，重办自己的大学，至今三所独资的学院业已建成，设立大学则尚未成功，只能解决部分学生的出路问题。眼下华文教育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愈难保证。南大复校，可以给濒危的马来西亚华教一个振兴的机会。马来西亚华教在中国以外发展得最为全面，海外华族不能让这面象征着我们保护自己文化的根，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旗子倒下！”

我还在《没有行动，希望永远是空的》一文中，说了以下几句：

“马来西亚的华族同胞创办华文大学是为了要继承南洋大学的使命，南大人没有理由站在一旁观望，更没有权利另搞一所大学和在筹划中的马来西亚的华文大学抗争。问题是，办独立大学也好，三所学院合办一所大学也好，看起来困难重重，遥遥无期。所以，我们是否应该跳出人家给我们画好的圈子来考虑问题呢？”

可见，我一路来所主张和坚持的是利用“复办”南大来突破三所学院在当前所面临的困境。说我“要和董教总争地盘”是有意造谣中伤。南大人在讨论自己的问题的时候竟用此类学习阿扁的挑拨族群关系的肮脏手段，使我非常心痛。

对于这“争地盘”的问题，让我再说一句。听南笛君说“新纪元学院……最有条获得批准升格为大学”，我感到很欣慰。我要在这里向南大人声明，不管三所学院分开或联合升格为大学，不管新的大学是否也称为南洋大学，只要华文是她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发扬中华文化是她的使命，这个好消息一传出，建校工作一开始，我就会宣布我所主持的“复办”南大可行性调查工作结束。同时，我会号召所有南大人投身到马来西亚华族重办大学的工作中去。到时候，我希望南笛君也是南大队伍中的一份子。如果有关方面愿意接受我，我将感到非常光荣地参加工作。

南笛君也怪我“用对抗性的用语，已经自断在新加坡‘复办’南大的后路。”我不知道“对抗性的用语”所指的是哪些？他怎么知道这些话已经造成了这种不好的后果？我们要搞‘复办’当然要说明什么是‘复办’，为什么要‘复办’。这又得牵涉到新加坡当局对南大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复办’是这些政策和行动带来的结果，所以得分析与批评这些政策和行动。母校被关闭所带来的痛楚是遮盖不了的。但是我在南笛君所引用的讲词内，有如下的一段，不知为何他没注意到：

“我们复办南大，不是只为了阻止理大的不当行为，或者是为一万两千名失去母校的校友们争回一口气，更不是有意跟任何人作对。我们不必受已经过去的事情所干扰。我们要做的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我们的行动还有更积极的意义和更迫切的客观因素。”

我还在同一篇讲词内，说了如下的旨在配合新加坡政府政策的话：

“这些年来，新加坡一直要和香港演‘双城记’。新加坡有四百万人口，三所大学。香港有七百万人口，原来有七所大学，政府最近又再承认和资助一所私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原是追随南大而成立的，现在是香港的大学当中的老二。虽然中大盛而南大亡，新加坡要把这‘双城记’继续演下去还是可以的。不仅如此，新加坡还可以把这新的南大，当作新的机遇，因为它近年来正努力争取成为南洋的金融，医药和教育中心。南大在新加坡重建不仅使岛国增加了一所大学，也为这中心添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让南洋地区崛起的华人面向这‘小红点’，使它发光，闪烁。”

此外，我还在另一篇文章（《“亚新大”停办，新南大复办》）里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在新加坡复校，从岛国当局当前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绝对是一种双赢的安排。复校可行性调查是全面和仔细的，复校计划是要经过南大人和各地社会阶层慎重考虑了我们的实际能力后，才在严密的监督下执行的。我们是很清楚复校的理想与目标的（请参看2007-06-11早报电子版，今日观点，杨建伟《理想与目标》）。只要有起步，我们是不会半途而废的，因为南洋国际大学是有特色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其生源是随着海外华人人口的增长而扩大的。因此，我们绝对不会像‘亚新大’那样，在刚开始‘直接使用了新加坡这个金字招牌’不久就逃跑了。我们绝对不会像‘亚新大’那样，严重地破坏了新加坡的公信力。”

“其实，南洋国际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华人子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新加坡籍的也将有不少。这些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青年，在新加坡与中国的来往当中，肯定能比外国大学在新加坡的分校的学生，为岛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我在号召复校的时候也说过，在新加坡复校，一方面将大力协助岛国推行其复兴华文教育的计划，另一方面，身为在中国以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南洋国际大学将显著地增强岛国的文化底蕴，使这‘小红点’不仅是地区经济中心，更是世界文化中心。”

在我先承认我自己是自动挑起可行性调查的工作，我的合伙们也是主动站出来，因此我们工作组确实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之后，南笛君还是指责我不是被委任的，我们的工作是私人性质的，不须要对任何人负责。他这种态度，只坚持我得有个形式上的“老板”，而不看我如何公开地进行工作，如何诚恳地邀请校友们参与，我的目的，和可预见的效果，也不想到如何帮我完成任务，尽是在一旁挑剔。他有没有想到在目前的情况，有谁愿意当“老板”或直接担当起这项工作？

从母校在1980年被关之后，“复办”始终是校友的心愿。韩素音老师在1992年在众多的校友面前正式提出“复办”以后，校友的“复办”口号更响亮，更连续不断。照理，假设各地校友会都有心的话，“复办”的工作早就开始了，无需等到2006年才由陈国相出来牵头。我站出来，一方面是我已经70岁了，不能再等多久了。另一方面，既然校友会那边没有动静，只好由个人出面了。我是校友讨论韩素音老师的倡议的大会主持人，后来也在槟城主持过校友讨论南大问题的大会，大慨不会招到太多人的非议（其实，我在2007年初在联邦访问校友的时候，就有校友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只要我坚持牵头，他们将全力支持可行性调查的工作）。反正我也不准备做个独挡一面的领导，只是在许多自愿者的支持合作与督促下进行工作，为“复办”找个准确，清晰的答案。

我敢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陈六使先生的模范作用所影响的。陈先生没有代表任何团体，也没受任何组织的委托，单独站出来。如果当时我们要他先回去找个“老板”，现在我们还能以同学的身份讨论“复办”的问题吗？我当然不能跟陈先生相比较，他的胆识，财经能力，社会地位，还有年轻力壮（他当时才55岁）是我的多少倍？我唯一比陈先生强的条件是我知道“复办”是校友的强烈心愿，而陈先生不一定抓到当时社会对创办南大的支持度。谢天谢地，陈先生却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而社会也给他应得的反应。但有人却因为我的形式上不足够的代表性而给我制造麻烦。让我这么说吧，假设有任何一个校友会愿意组织一批人出来准备老老实实地把可行性调查做好，我也愿意让位。我或者可以在一旁协助，或者完全靠边站。

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们不能继续空喊口号，不停地做“复校”的梦了。为了不让社会对我们回馈母校的诚意有所怀疑，我们必须立刻对梦能否实现，如何实现等问题展开广泛和深入的讨论。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正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准确答案。在此没有任何校友会或适当的组织愿意出来担当起这项工作的时候，指责我不是被委任的，我们的工作是私人性质的，不须要对任何人负责，实际上是反对就“复校”的问题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主张我们继续空喊口号，不要有行动。南笛君如果确实不赞同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和大家一起研究。南大人讨论南大问题，无需转弯抹角。

南笛君却又说我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为“复校”问题寻找准确的答案，是“在演戏打退堂鼓”。我主张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寻找“复校”问题的准确答案，是一贯的。他的意思似乎是我不用做可行性调查研究，应该直接展开“复校”的工作。这是什么逻辑？没有“老板”的人不可以做可行性调查研究，但是他可以进行“复校”？

有位名叫傅文义的校友，曾经怪我只谈可行性调查研究，不把“复校”计划公开出来，并着手执行。我当时给他的回答如下（见《复校与我梦境中的新南大》)：

“我在墨尔本校友联欢会上号召复办南大的发言（《校友齐心，复办南大》），没有比较详细地说明我理想中的新南大，只将其轮廓简单描述一下，这是为了避免误解，以为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未来新南大的模式。我担心有人有意无意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这个个人的看法，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而忘了复办南大是大家的事。新南大到底是怎样的大学，一方面要靠大家提意见，另一方面得根据赞成复校的校友所能发动的力量来决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果然有人批评我不够坦率，责备我没有老实地将我个人的想法说清楚，还问我为什么有想法不直接执行？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搞可行性调查？为什么要花两年而不是三个月时间完成调查？为什么不雇用咨询机构写个报告？为什么要兴师动众？为什么要依靠没有专业知识的校友写报告？”

“这些问题表面上看都很有道理。既然要复办，就请专家尽快开始运作，越快完成就越早获得效益。然而，即使我是一个亿万富豪，有财力把大家的事包下来当着自己的事办，只照我个人的说法去做，到头来还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还会有后遗症：今后可能再也没有复校的机会了。为了复办南大而深入调查其可行性，不仅可以为复办寻求最妥善的方案，解决一个二十多年来挂在我们心头的疑问，还可以通过这个行动来消除这些年来因为争论而存在于我们校友当中的不和。这样，就有望把我们带到南大人为南大服务的方向去。”

南笛君坚持，“南大不在新马复办，就失去它的意义”。我虽然提出许多可能的校址，但是并没有抛弃新马。其实，就曾有位校友向我指出，尽管我对其他地方有那么高的评价，我的心还是在云南园。我当时不回答，现在也不准备承认。我为什么要将我的底牌全都亮出来让反对“复校”的人设法对付呢？何况，最后的选泽，还得经过可行性调查研究并与有关方面协商之后，才能下结论。

不过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新的南大不可能是1953-1980年的南大的翻版。在我个人的眼中，新的南大不仅仅属于新马，以致整个南洋的华人，她也是全世界的华人所共有的。因此我同意“校名不是关键”，但是我们不能死抱着新马不放，特别是眼下当权者并不欢迎南洋大学的重新出现。

最后，南笛君有如下的一段话，使我对他还抱着一线希望：

“时代不同了，新加坡没有明文阻止中英双语文大学的成立。新跃大学是英文大学，在二年前成立，新加坡仍然须要新的大学。在新加坡复兴中英双语文大学是有可能的，不一定用南大之名是复兴。复兴是斗智，复办是斗勇，何去何从，看你是诸葛亮还是张飞！”

既然他有信心在新加坡“复兴”南大，就请他为这神圣的事业当个智谋者，献计献策吧，别再阻挠神圣事业的进行了。

【注】本文原来的标题是“阿扁的挑拨族群关系的肮脏手段要不得”。为了不上当，避免陷入个人攻击，我也将最前两段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