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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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大创办之初，设计小组在考虑校址时，列举裕廊路地段的利处和弊处。其中有以下三个弊处：
其一，离市区遥远，学生非住校不可。
其二，学生住校，须建宿舍，费用则大。
其三，由于上述两端，学生住校，须多缴膳费，如此，非富家子弟，恐不易入学。
这三个的确是缺点，但是考虑到大学日后的发展，需要较大的地方，最后还是决定校址在裕廊路地段，就是云南园。
1、住宿难题
云南园离开市区较远，也未尝不是优点，因为环境清幽，较适合读书和思考，但学生住宿的确是个不小的难题。家境贫寒的学生，于学费之外，还须多缴膳宿费，是个不小的负担。
一年级男学生都住在第一座，实是两座宿舍，中间连在一起，像个“工”字，所以又叫工字形。这是南大的第一座宿舍，由胡文虎和胡文豹两兄弟捐建的。
南大初开学时，宿舍尚未建好，学生得住在课室中。黄吉生《情系南大》文中说：
几位第一届毕业的老大哥曾和我谈起在南大第一年时碰到的困难。第一年开学时男生宿舍尚未建好，男生们晚上便把课室当卧室。由于没有自来水供应，每天傍晚他们要跑到裕廊十三里去洗澡，洗过澡后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怕流汗，要洗澡很不容易。此外学校里很多东西也不齐全。老大哥们谈起往事，却是以苦为乐，毫不介意，而且非常自豪呢！
南大开学后，学生宿舍不够用，故规定外埠生有优先权，每间房间住宿三名；至于本坡学生欲寄宿者，暂时用商学院作为宿舍，每间房间约住五六人。
在女生宿舍落成前，所有寄宿女生，也都暂用文学院作为宿舍，每间房间约住五六人。
2、男女宿舍有别
宿舍渐渐建好，男生女生便都搬进寄宿了。男生宿舍是开放的，谁都可以进去，女生宿舍是封闭的，用铁丝网围起来。许万忠的 《宿舍风光》文中有这样的记录：
六十年代，欧美大学已经盛行男女共用同座宿舍了，南大却还很保守，禁止男生到女生宿舍，还用篱笆把女生宿舍围起来，楚河汉界，不得逾越。男生唯有把女生宿舍称为“动物园”。
听说早期是允许男生自由出入的，后来由于发生了几件不光彩的事，校方才这么严格处理。
女生比较注重美观、整齐和清洁。女生的房间，地上是抹得一尘不染，书本、衣物、日用品摆放得井井有条，书桌上少不了一些小摆设，有些还在走廊种了花草。最常见的是万年青，照顾得好，绿油油一片，还让它蔓延到墙上和窗口，春意盎然。
南大地处乡区，蚊子特别多，蚊帐是必需品。男生早上起床，只是草草地把蚊帐堆在床头，好久都没有洗一次，蚊帐多数是黄黑色，女生的则是洁白无比，早上起床后，把它束起来，结上一条颜色丝巾，再打一个花结。从旧餐厅后面的长廊走到商学院的路上，向下望，可以从窗口见到束在蚊帐的五颜六色丝巾，很吸引人。
住在宿舍里的学生是比较幸运的。上课方便，上图书馆也方便，参加校内活动更加方便。住在校外的学生就麻烦多了。上课得赶时间，不幸遇上下雨天时，就更加麻烦了。
3、边缘民族
住在校外的学生，一般叫通学生，也叫走读生。
住在校外的学生，一般都是因为家境贫寒。住在校外是为了节省开支。谁不愿意住在校内的光亮宿舍呢？住在校外的是简陋的农家住宅，一般都是茅草屋，墙壁是木板钉造的。夜里电灯光不足。图书馆的座位有限，住在校内的学生往往先到先得。需要赶功课或温习的通学生，夜里便只好到学院课室去了。
南大校门口右侧的木板屋，便是租给南大学生住的农家屋。租给南大学生住，对双方都好。农家可以有些收入，帮补家用，学生可以节省些开支。
叶天颂是南大第三届现代语言系毕业生。他在《云南园边缘和园内》（刊南大站）文中记录当年住在校外的情形：
当年有一群刻苦、家境不很富裕的南大学生，在校址边缘、南大牌坊再沿裕廊路往前一个巴士车站、有几家小商店的地方，俗称“十五个”（潮州话十五英里）或“十五支”（福建话十五英里），开辟了一个天地。起初我们几个同学租了一间木屋，每人一间卧房，请了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太太，为我们做午餐和晚餐，并帮忙买油盐柴米菜。
我们的人数，从最初的几个开路先锋，逐渐增加到近二十人，用餐时要两张桌子。这样住在“世外桃源”的穷学生，几乎每个都是“有车阶级”，每天上课下课，都以自行车代步。
由于我们是“边缘民族”，叨不到云南园的光，晚上埋头做功课用的电灯，是靠屋子旁边的柴油发电机供应的电。因此每当夜幕低垂时，柴油机便“不读、不读”地响，初来的人可不习惯。而且一到晚上十点，柴油机下班，我们这些读书郎，顿时进入黑暗世界，马上七手八脚摸索火柴燃油灯。
“边缘民族”，也叫“边疆民族”，已成为这些通学生的专名。他们住在校外不远的村庄农家木屋，来回学校则骑脚车。达生 《脚车》文中也这样说（刊南大站）：
上大学时期，为了节省经费，不住校舍。早一年进入大学的中学同学，已经住宿在离校门约半英里的小村落。有老马带路，也在附近租到了房子。到坡底旧货摊买来一张旧蚊帐，隔绝蚊子的骚扰，两人合睡一张板床，也很安稳。
当时，从校门口搭巴士(公车)到校园内，车费是五分钱。但是，到校园内的巴士，班次不多，等车很浪费时间。住在校外，每人都得有一辆脚车，才能赶上上课的时间。……
在校园外住宿了三年，完全依靠那辆破旧脚车，来回校园。因此，经常到脚车店，借用打气唧筒给车胎充气。
脚车，也叫脚踏车，自行车是比较文雅的名称。从校内到校外虽然有公车，但班次不多，并不那么方便，脚车是通学生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黄吉生也是通学生。他在《云南园生活记趣》（收在《情系南大》）文中也记下当时的情形：
我念南大时，学费每月60元，寄宿的话，房租20元、伙食50元、洗衣费5元。为了节省，我和一些同学住在校外，那些辞板屋和亚答屋的房租每月9元，大家合起来请一个煮饭工人，每月伙食费约25元，衣服自己洗。住在校外的同学，多数家境不太好，很多都要到坡底去教补习赚一点钱补贴费用。这些住在校外的同学便成了“边疆民族”。这些同学后来好些都来加拿大升学，有些还留在这里工作，如朱金表博士、吴怡华博士、沈文卿博士、郑金来博士、陈诗华硕士、陈丙丁律师和笔者本人都是当年的“边疆民族”。
这些通学生，来自马来亚的小镇和乡村的较多些，星加坡也有。他们家境贫寒，但都努力向学，一生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4、平民大学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三日，陈六使先生对记者说：
吾人屡曾宣述创办之宗旨，务使南大将来成为平民化的好大学，希望社会人士相信南大。
这是陈六使先生创办南大的初衷。他希望所有南洋人的子弟，无论贫富，都可以到南大来深造。
一九五四年三月廿七日，吉隆坡八位三轮客车工友为南大义踏。记者问这几位工友对南大的期望时，他们说：
我们希望南大成为一间大众化的大学，凡是有志升学的侨胞子弟，不论是有钱的或穷苦人家的子弟，不论是那一帮派的人，都有进南大的机会。
这番话说出劳动阶层的心声。他们为南大义踏，并不是为了自己，他们多数都没读过多少书。他们只是希望南大是一间属于平民百姓的大学，学费尽量低些，让侨胞子弟，不分贫富，都有机会进入南大读书。
五四年十二月六日，雪州高中同学会致函林语堂，对南大提出六点希望。其中一点是：
南大之创办，拥护最澈底，在精神上表现最伟大的，就是星马广大的劳苦阶级。他们为南大义踏，义驶，义演，义卖种种伟大行动，已在全马各地热烈表现出来。由此我们想到南大第一要做到的就是平民化。
这些高中学生，行将毕业，对南大难免向往，但他们心中更加关怀的是星马广大的劳苦阶级，希望他们的子弟也有机会进入南大。
不止是在校的贫苦学生应当有机会就读，在校外自修而达到南大入学水准者，亦当有机会入学。星洲华文高中师范毕业生，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致函南洋大学招生委员会，要求允许参加入学试，所提出得一个理由是：
南洋大学乃吾侨胞以血汗金钱建设之中华文化堡垒，并非属任何人所专有者，而南洋大学之教育行政应以平民化为主，一切应为穷苦子弟前途着想，俾彼等在工余自修有相当程度者，或同等程度者，应准予报名投考，是所当然。
南大招生委员会最终允许他们报考。南大是平民大学，在招生时，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当然毫无偏见。贫富子弟，入学一律平等，南大是尽量做到了。南大子弟也都很争气。唯一缺憾是，当时未能筹募更多基金，为贫寒子弟提供更多助学金和工读机会。
南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白天上课，傍晚晚饭过后，一般都在校园里散步，环绕篮球场合南大湖。篮球场和南大湖是校园的活动中心。有球赛时，则围观球赛。然后回宿舍，或到图书馆温习功课。一觉醒来，又是上课时候了。
1、黄昏散步
寄宿校内的学生，生活一般都比较悠游些，而最能显示出这种心情的便是晚饭过后，在校园里散步了。许万忠《黄昏散步》文中写道：
黄昏散步，是云南园生活情趣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
晚餐通常订在六点。用膳出来，习惯上先吃一两片水果，在旧餐厅前的相思树下稍为等候，人到齐了，开始散步。在新餐厅用膳的队友，也是到这里集合。
餐后散步，帮助消化，对身体有益。钻研了一天，正好趁这个时候，调剂和松懈一下紧张的情绪。因此，散步的人很多，几乎每一位南大同学，都有这个习惯。
散步的路线，有的是从教职员宿舍前面的路，走下南大湖，绕湖一圈，之后经四勿亭、文学院、商学院转回宿舍。有的是从旧餐厅前的石阶走下去，经篮球场，走过南大湖畔的小径，再到花园绕一圈，才回宿舍……。总之，不论是那一个方向，都是以南大湖为中心。……
兴致高的时候，有时沿南洋路，走到校门，在南大牌楼下转一圈才回来。同伙的何启英同学，喜欢唱歌。兴之所至，会在图书馆石阶上吊嗓子，偶而高歌一曲《草原之夜》或《亲爱的伊黎河》。嘹亮歌声，使人驻足欣赏，赢来无数掌声。
这样的生活，的确叫一般人羡慕，无怪当时人把云南园成为世外桃源了。
2、湖边谈心
南大湖是散步的中心，一般学生都不会走太远，因为散步过后便得回宿舍或到图书馆温书。有些比较有闲情的学生，或者就在湖边促膝谈心。
黄昏时刻，南大湖畔，是络绎不绝的人群。有的是三两人一组，有的是十人八人一组，热闹得很。湖边的石椅，成了争夺的目标，先到的，坐下来促膝谈心，霸不到，只好到别处去。
情侣们利用散步机会，培养感情。两人亲热地走在一起，尽选偏僻的地方，有些去云南园，有些到院长岗、校长岗或学生楼，都是比较清静的地方。少人干扰，可以互诉衷情。黄昏散步，撮合不少终身伴侣，在他们的回忆里，必然是最绚丽灿烂、最值得怀念、回味无穷的一页。
校内散步，湖边谈心，是一般学生日常的生活习惯。这样的情景，永留心中。
3、舞会
另外还有一些富家子弟喜欢舞会。许万忠 《舞会》文中说：
商学会不理学生会的反对，几乎每个学期都主办一两次舞会。
舞会地点，就在商学院楼下大厅。略加布置，挂上七彩灯泡，拉几卷花纸，再洒一些爽身粉在地上，就是舞池了。
参加舞会的男生，主要来自商学院。文理两院当然也有好此道者，但数目不多。女同学一般上比较保守，只有几位比较开放、大胆的参与。僧多粥少，必须向外找援兵。
许多坡底的少女，仰慕大学生之名，以能够与大学生共舞为荣；一些同学，干脆把舞女带上来。因此，尽管参加舞会的女同学很少，仍不愁舞伴问题。
舞会的筹备工作，不能太公开，是在私底下进行。学生会势力大，耳目众多，知道某人参加舞会，先是进行劝导，不行，则加以批判。很多人不愿惹这个麻烦，宁可不参加。因此，每一次舞会，几乎都是同一批人参加。
商学院学生家里从商的较多，生活习惯当然有别于一般学生，而与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距离更远，有天地之别，乖离南大所要树立的校风。大学是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差异也在所难免，只是这些富家子弟的做法，在当时的南大，也太过嚣张了。
4、演讲与座谈会
南大经常由专题演讲和座谈会，由学生会或各系学会主办。叶天颂《云南园边缘和园内》文中回忆说（刊南大站）：
我们这些“边缘民族”，虽然身在塞外，但也心向云南园。所以通常园内举行座谈会、专家讲演、或者学生联欢，我们大多数参加，而且是骑车赴会。记得当年星洲政坛的风云人物如马绍尔律师、工运领袖林清祥等，来南大演讲或参加讨论会时，都座无虚席。
我脑海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座谈会或辩论会，由南大学生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新加坡大学（那时叫马大）的学生组织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联合主办，在文学院礼堂举行。由于这种由当时新加坡两所大学学生主催的活动不常举行，所以吸引了不少观众。
这是大学平日最重要的活动，有助于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所以吸引许多同学出席。
5、越野赛跑
每年开学之初，还有一场越野赛跑，所有新生都得参加，旧生可以自由报名。这项运动年年举行，成为南大同学锻炼体质的传统。叶天颂 《云南园边缘和园内》文中回忆越野赛跑情况说：
除了学术和娱乐活动以外，对身心有益的活动，在“十五个”居住的同学也有参加。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体育活动，是由南大学生会主持的每年一度的长途越野赛跑。我虽然不是长跑健将，也没有夺奖的雄心，不过当时至少参加了两次，主要是为了接受这种活动对个人的体力和毅力的挑战。
越野赛跑在星期天举行，因此看热闹的不少，包括同学和校工。……
跑程记得是从云南园开始，到裕廊路十三英里，再折回头，全程大约七英里左右。住在边缘的竞赛者，还有人陪跑。这些陪跑者，骑着自行车陪我们，真够朋友。当时中文学会会长李光华同学，算得上是最起劲的陪跑者。赛程的终点是原来的古色古香的图书馆门前，所以看热闹的人都到那里去看谁得第一名，与冠军相比，笔者自知望尘莫及。既然无名列前茅之雄心，只要不是最后一茅，能跑完全程，也就心满意足了。赛跑结束后，颁奖仪式，就在图书馆前石阶台上举行。记得有一次是南大学生会第二任主席梁关飞同学主持颁奖。
体育是华文学校向来都看重的。南大一年级学生都得上体育课，各系之间，有各类球赛。
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多姿多彩，令校外人士，十分羡慕。
南大创办于二战之后，百废待兴，年轻人渴望新知识。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有机会进入南大是十分幸运的事。正因此，南大学生对吸收新知识，如饥似渴，希望毕业后，回馈社会。南大学生强烈的使命感，便这样形成。有使命感的南大学生，学术基础都很扎实，并有互助友爱的精神。
1、南大生的使命感
许万忠的《想起午餐肉》文中记述初到云南园时的心情说：
初入云南园，就享受到同学情的温馨和农家亲情。南洋大学，你是全体华人寄望所托，是多么符合全体华人的需求。未正式成为南洋大学儿女，我们已经感觉幸福，感受到云南园儿女与广大群众是分不开的，更想到肩负的使命感。
许万忠一生贯彻心中的使命感。连和胜在《悼许万忠同学》文中，总结他的生平功业说：
许万忠同学，南洋大学第八届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前活跃于各华团，在马六甲华人大会堂，海南会馆，南洋大学校友会等担任要职，任劳任怨，服务社群；更特出的是以的犀利的笔锋，用生动的语言，举凡国家大事，华教课题，社会现象，乡情亲情……论述立场鲜明，义正辞严，针砭时事，感情丰富。……
从他的许多作品中，看到他波荡起伏的一生，走过的曲折不平道路，甜酸苦辣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而对国家大事，政党动态，华教风云等，有他的一贯立场和看法；对乡梓（他是海南琼海人）同乡家人，朋友同道，用情深重。……
万忠的一生，我认为，他作为马来西亚的华裔公民，读华校，读南洋大学，受儒家思想熏陶，追随华族传统道德观念，所谓：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终其一生，他是一名马来西亚华教培养出来的道道地地华人子弟的读书人，为国家社稷尽了义务，为朋友、同道及家人履行了应尽的责任，应是一生无悔无憾了。
许万忠所体现的就是南大学生对社会、对民族教育的使命感。这样的使命感在南大学生中很普遍。
2、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南大学生平日读书都十分勤奋。南大在受尽歧视的环境中成立。南大受歧视，南大学生也当然受歧视，整个华文教育都受尽歧视。南大学生自强不息，力求上进，努力求取新知识，不仅仅是为自己争气，更是为南大争气，为这个华文教育争气。
南大学生，勤奋求知。图书馆天天满座。许多学生一吃了晚饭就到图书馆读书，天天如此。钟来鸿《记忆中的南洋大学校园》（刊于南大站）有一段话说：
图书馆不但是校园的中心，课前课后，不少学生都到图书馆借书和读书，自然形成了学生上下课的集散中心。……
图书馆二楼左侧收藏线装书，右侧是开架式中英图书室。三楼和四楼摆满了桌椅，供给学生读书用。不少学生一吃完晚餐，就赶到图书馆霸位，准备晚上温书。对另一些学生来说，图书馆还不是最清静的场所，他们到理学院教室，讲堂或者偏僻的角落，另找更安静的地方读书。
许万忠的《图书馆霸位》也记下当年学生从早到晚都爱去图书馆的事：
图书馆霸位是南大同学难以忘怀的经历。……
有一些，则与图书馆结下不了之缘。不到图书馆，就惘然若失，食而无味。他们可以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与书为伍。自己的借书卡不够用，还千方百计借其他同学的卡来用。
也有很多同学到图书馆，不是借书或找参考资料，而是在阅读室里温习功课。……
图书馆虽然有几间阅读室，仍是不够应付。平常的日子，已有人满之患，期中考、大考的时候，更是不够，迟到者，往往找不到座位。那些已经养成习惯，在宿舍里一个字也记不下，非到图书馆不可的同学，就要为霸位伤脑筋了。……
为了霸位，特别早起身。大门未开，就站在门口等候，争取在第一时间进入图书馆。早餐也来不及吃，先霸位，读一轮，才到餐厅用早餐。……
晚餐过后，是最多人到图书馆温课的时间。为了霸位，原订六点开膳，五点未到，就到餐厅等候了。一上桌，狼吞虎咽，以最快速度填饱肚子之后，匆匆忙忙上路。这时，从餐厅到图书馆的路上，可以见到无数捧着课本的同学，像赶集似的涌向图书馆。每个人都希望早到，以便霸到凉爽、舒适、风扇底下的座位。
只要走进图书馆便能感受到南大学生求知的精神。南大学生如饥似渴的求知精神，四年如一日，因此，本科基础知识扎实，日后到外地求学就游刃有余了。
3、双语教育
李光耀贬抑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纯出于恶意，是为关闭南大找借口。
李光耀还恶意说南大学生完全不懂英文。这是非常荒谬的攻击。南大学生的英文比不上马来亚大学学生一点都不奇怪。马来亚大学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就读英文学校。南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就读华文学校，教学语文不同，语文程度也就当然不同。虽然如此，南大学生在入学之前已在小学和中学读了十二年的英文，并非如李光耀所说的完全不懂。
南大各系教学，除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多用中文之外，其它各系都中英并用，甚至于用英文多过中文，而且参考书几乎都是英文的。有些学生英文较好，有些较差，于是，发挥同窗之情，有英文较好的学生帮助较差的学生。许万忠的《翻译专家》文中这样写道：
南大虽然是中文大学，但是，理学院和商学院用的是英文课本。文学院的参考书，也有不少是英文本。
理商学院，用中文授课的教授和讲师不多。以笔者本身的经历，只有第一年教初级会计和经济学的王遇春教授和刘行骅教授用华语授课，其他的都是用英语讲解。……
南大人才济济，强调的是互助互爱，分工合作。英文程度好的，自告奋勇，成立学术组，将英文课本翻译成中文。
我们称这些同学为翻译专家。他们的精神可嘉，干劲足，三几个人配合，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将整本书译完。
那个时期，复印机还没有介绍过来，翻译之后，需要抄在腊纸上油印。负责同学把油印出来的讲义整理之后，装订成册，费用由大家分担。
黄吉生《一张难得的通行证》文中说（收在《情系南大》书中）：
念经济系第一年时，多数同学感头痛的是经济学和会计学。幸好同系有几个高班同学主动帮我们补习这两门功课。从中学升到大学可说是一个大转变，我第二年的科目能全部过关，实在得力于这些学长们的热心帮助。
南大校友之间的互助友爱不仅限于云南园，日后校友们分散各地，还保持这种互助友爱的传统。
高年级同学帮助低年级同学克服功课困难，充分体现出南大的校风与文化。黄吉生在《云南园生活回忆片断》文中也这么说（收在《从云南园到加拿大》书中）：
教财政学的刘行骅教授，是系里少有的中英文俱佳的教师。学校里参考书缺乏，刘教授便把自己从美国带来的教材，请同学打字出来再油印给大家。打一张英文讲义是五角钱，打字的同学想多赚一点钱，便打快一点，结果错字连篇，刘教授看了摇头，便每天吃过中饭后自己跑到系里去打讲义，这种照顾学生的精神，实在难得。那些英文讲义，我翻破字典，也不能全看懂。刘教授说我们班上有十个同学的英文程度够美国大学的水准，因此这些英文讲义只好有劳那几个英文较好的同学翻译出来，再由钢板字写得又快又好的一个姓黄的同学抄写，然后油印出来，大家分担费用。
南大学生有极其强烈的求知精神。就凭着这样的求知精神，克服种种学习的困难，充实知识。这种精神就是校训中所说的“力求上进”精神。刘老师照顾学生的精神，则是华校的传统。
刘老师是从一家美国大学交换来的教授。“刘教授说我们班上有十个同学的英文程度够美国大学的水准”，正反映出南大学生不止懂英文，有些的英文还很出色，所以够得上美国大学的水准。南大学生之中，也并不是全都来自华文学校，也有从英文学校来的。他们的英文程度就更不用说了。
南大学生就凭刻苦学习的精神，吸收新知识。毕业后到西方大学深造，并无多大困难。黄吉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初入南大时，英文不佳，讲义都不大看得懂，全靠刻苦努力，四年后已克服英文难题。毕业后，到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深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用英文写经济学论文已没有困难。他在南大读的是经济学系，可是到加拿大后又成为专业会计师。足见南大的经济系学生具有很扎实的会计知识，可以此为基础，考取专业会计师资格。南大学生克服困难，靠的就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
尽管南大毕业生都很优秀，但李光耀政府却不肯承认，更以承认学位为筹码以达到控制南大的目的。南大毕业生因此更加发奋图强。
南大学位不被承认，但并没有难倒南大毕业生。有偏见的人士认为南大没有学术水准，南大生的最佳答案是拿出货色来给他们看。南大前几届毕业的大哥大姐们大都不负众望，在各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他们本着“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南大精神，有的出国深造，有的投入教育界和工商界，有的更投入政界，在各行各业都有骄人的成就。尤其是出国深造的，更拿了不少硕士和博士学位回来，这不但为母校争光，同时也为母校解决了师资问题，后来更为新大和马大提供了师资。从比例上说，南大第一、二届毕业生出国得到高级学位的数目最多，原因之一可说是南大创办前，新马华校高中毕业生升学的机会很少，所以，当南大校门一开，好些毕业了几年的高中生都涌到南大去，造成前二届毕业生人才济济，成就非凡。那些出国深造的学兄学姐们因为表现好，有成绩，也为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开了一条升学的金光大道。尽管南大学位不被当地承认，但世界各国著名的大学都承认南大学位，因此，造成南大在开办后的前十年，毕业生出国的比例是新马各大学之冠，而南大生取得的高级学位，自然也高居榜首了。
南大理科毕业生在念高级学位方面的优异表现，大家有口皆碑，英美好些著名大学接受南大理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也是一项殊荣。
李光耀对此，故意视而不见，恣意污蔑，恶意诽谤，以达到最终关闭南大的目的。
南大学生不仅在学术有贡献，毕业后，就业于各行各界，也很有贡献，尤其是在教育界的贡献更大，体现出南大学生的使命感。黄吉生在《情系南大》文中说：
由于在新马的南大校友人数量多，因此，对这两国的贡献和影响也最大。看看南大校友在这两国的大学任教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在大马60间独立华文中学里，有四分之一是由南大校友当校长。前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博士在1993年中访问大马时曾表示“只要董总、教总与南大校友会三大机构能同心合力，携手合作，大马独中前途是远大的。”大马的南大校友已成为维护和发展当地华教的三大支柱之一。
南大毕业生不仅与独中命运相系，与后来创办的三家学院，也关系密切。
4、洋专家的印象
一九五七年九月间，英国派来马来亚大学的调查团中的艾坚博士，致函南大行政委员会主席说：
这次到南洋大学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尤其是校园建筑物的美丽，教师和学生的认真勤劳及高度追求成就的精种，给我们极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评语，并非溢美之词。南大学生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希冀于学术有所贡献。这便是南大的校风。这样的校风背后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现出华校学生的使命感，体现出南大学生的使命感。
南大学生本着勤奋的精神，努力求知。这是华校学生的传统，也是南大学生的传统。经历过二战灾难的学生，对于进入南大求学的机会，特别珍惜。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书求学问，给自己扎下坚实的学术基础，毕业后，到外国大学读高级学位课程，只要克服了英文的难关，就毫无困难了。就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到西方大学深造，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也能克服英文难关。相比于马来亚大学或外国大学的学生来，南大学生的学术水准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光耀说南大学生的程度低，纯出于故意诽谤。他站在英国人的立场，要关闭南大，必须如此贬抑，才能找借口。
在华文学校被消灭后，在南大被关闭后，这样的价值观念，这样的校风，都跟着在新加坡完全消失了。留下来的，是一个功利而冷漠的社会。
一九五三年六月廿六日，黄奕欢先生向丁加奴州筹委会代表报告南大建校进展情况，会上讨论到南大平民化问题：
最后陈荣安氏提出，希望吾人所办之南大，应平民化，使贫寒子弟，均获深造之机会。黄氏答谓创办南大，原为造就人才，建设马来亚，经费之来源，全赖三百余万之同侨，全力支持。南大当竭力减轻学生之负担，不使有志学者望门兴叹，掌声雷动。
当时星马两地华人，经历二战之后，一般生活都不富裕，让贫寒子弟也能进大学读书，是星马两地华人的共同愿望。
一九五三年度全星华文中学毕业班学生，在三月四日为南大筹募基金举办游艺会，大会主席黄玉清于开幕致词时说：
创办南大不但为华侨之唯一最高学府，亦为华侨总力量之表现，南大并非贵族化，纯为华侨而办，用华侨之力及金钱创办，我们要建设大众化平民化之南大，今南大距离开学日近，需要侨胞同一目标，共同努力，创校必成。
星加坡的中学生，就跟马来亚的中学生一样，盼望南大创办后，能有机会进入就读。南大平民化，学费低，则可以让贫寒人家子弟也有机会入学。这是许多年轻人的梦。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陈六使先生率领执委会代表到槟城访问，林连登先生主持欢迎会。梹州南大委员会秘书李焕文先生致词时说：
过去兄弟曾参加过三十多次义演和义卖，每次看见一般劳动界和学生们为响应陈六使先生倡办南大的号召，出钱出力，奔走呼吁，其拥护南大建立的真诚，和工作的热情，确使我无限感奋与敬佩。他们这么热爱南大，无疑的，并不是希望他们的子弟将来进入南大攻读，而是受了陈六使先生的感召，并且认识到创办南大是为提高海外华人文化地位与教育水准的重要性，他们也应该尽一点应尽的责任而已。虽然如此，难道贫寒的华人子弟，就无机会进入南大吗？不，我记得当林语堂校长初抵星时，经已在报上宣布，将来的南大，将成为平民化的大学，对于贫寒的学生，将设法容纳，兄弟听到这个好消息，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学，才是全马华人所需要的大学。现在，我希望林校长于再举行各院长会议时，对于优待贫寒学生的办法，及早制定公布。这不但家境清寒的中学生有莫大的鼓励，且能获得华人大众广大的同情，因为我们南洋大学的经济，是需要他们继续不断的支持的。
在南大建校运动中，劳动界出了很大的力。他们并非希望自己能入学，他们只是希望贫寒子弟也能有机会入学。这是他们的梦。
南大创办人当然希望贫寒子弟能够入学，但学费多少仍然是个问题。如果建校基金丰富，学费就可以减少。大家都希望如此，但筹募基金并不容易。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陈六使先生及七位执委会委员，先后前往中正中学及华侨中学视察南大在二校所主办之高中毕业生进修班情况。陈六使先生在华中对学生说话时，说到学费问题：
南大明年春开学必不负众望，希望同学努力，考入大学深造。至于收费问题，胥视侨众出钱情形，经费足，学费少收。惟无论如何收费不致较马大高。
陈六使先生当然希望学费很低，甚至于免费，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得看筹款的多少而定。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开学前夕，第三次南大各地委员会会议讨论大学经费时，大家都明确了解南大的宗旨：
南大之创立原已不易，但南大必将更谋发展，使其永远为东南亚之最高学府，此外南大之经费亦将力求平民化俾贫苦子弟，亦得有机会入南大深造，因此务须充实基金，常保经费之无虞。
南大招收学生时，的确不分贫富，一律平等，各地都有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入学。许万忠《苦学生》文中记下这些苦学生的苦学精神：
五、六十年代，到台湾念大学，懂得节俭的，每个月用费，只需马币五、六十元。每个月有一百元，已经可以在台湾过非常舒适的日子。
南大是民办大学，收费比较高。单是学费，就要六十元，加上膳宿费、书本、什费、零用钱等等，每个月平均要两百元左右，才足够应付。
南大是汇聚了各阶层的力量，历尽艰辛，才创办起来的民族大学，以五千年中华文化为背景。当年的中学生，都以能够进入云南园，成为南大生为荣。家境不很好，经济能力只允许到台湾念书的，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到台湾去，宁愿以非常有限的经济能力，刻苦耐劳，不怕挨苦，到南大念书。
早期，是以读读停停方式，读一年，然后申请保留学位一年，出外工作，存够钱，再回来读第二年。这样断断续续，花七、八年时间，才修完全部课程，参加毕业考。学校对这样的学生，额外开恩，凡有申请，例必批准。
这些家境不好的学生，本可以到台湾去升学，比较便宜，但他们还是选择到南大来。南大，是当时星马华人创办的大学，是大家梦中的最高学府，在大家心中的感情，非比寻常。
他们之中，有些人还须读读停停，花多一倍的时间才能读完大学。他们刻苦求知的精神，爱护南大的精神，不是那些迫害南大的人所能想象的。
学费与膳宿费是沉重的负担。迫不得已，只好另想办法。
这种方式，六十年代就比较少人采用了。穷则变，变则通，贫苦学生，不再申请保留学位来拖长时间，而是用非常节俭的方法，控制用费，精打细算。
他们不住宿舍，几个人在云南园附近农家，合租一间房，省了宿舍费。不在餐厅开膳，由几个人轮流煮，吃得饱就是了，不在乎菜式。通常是一罐午餐肉或其他罐头食品，滚一碗蛋汤，加几根青菜，解决一餐。
房间小，不够用，不能够同时在房里温课，只好利用图书馆，到图书馆读书。
家境贫穷，买不起课本。不过，大学的教导方式比较灵活，不像中学，非有课本不可。单靠笔记和讲义，也可以过关。有些教授，把课本当参考用，自己整理一份讲义，印发给学生，方便得很。
一些苦学生，更进一步，连住宿、吃饭钱也可以省下来。他们搭住在宿舍里，没有床，买一块纸板，白天推在床底下，晚上拉出来睡。同房的，当然都是自己人；其他同学，同情他们的处境，无人向舍监告发。
吃饭问题，打游击解决。早餐的时间长，先到先吃，尽可以大摇大摆到餐厅坐下来。人多，包膳食的人无法认出谁是吃霸王餐。
午餐和晚餐，也可以用同样方法解决，碗筷可以到柜台拿，只要同桌的人不介意，就没问题。
苦学生很懂得自爱。搭住的，出入小心，尽可能避免干扰他人之外，也会主动清理房间、洗厕所；搭吃的，早早到餐厅，为同桌的添饭。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这些苦学生在困境中，刻苦求存，完成学业。他们都是南大的好儿女，南大的骄傲。
他们之中有些写下自己当年刻苦求学的事迹。以下就以其中三位为例子，看看南大当年的苦学生，如何刻苦求学的精神。
1、雷贤秀
雷贤秀真是个孝子，少见的孝子。只有华文教育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孝子。
（1）勇往直前
雷贤秀学名雷德福，一九六〇年中文系第二届毕业生。他在《大学生活回顾与前瞻》（刊南大站）文中，回忆在南大的生活。在文章开头，他引用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两句诗：
在光荣与至善的希望里，
我勇往直前，一无所惧。
从这两句诗中，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信念，在南大刻苦求学的精神：勇往直前，一无所惧。
（2）农家子
雷贤秀是农家子，生于天定州，祖籍福建古田。他在文中说：
无须掩蔽，我是个农家的穷小子。家中只有一个年已古稀的父亲，凭着他一双干瘪的手，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里锄草养猪，节衣缩食，加以我自己教了一学期书，所储蓄下来的薄款，好容易才能从北马的穷乡僻壤，投入这富丽堂皇的南大怀抱里。每当夜阑人静，独自沉思时，我总为自己暗中庆幸。
农家的孩子，能进南大，在那个年代，真是值得庆幸的事。进入南大之后，仍须面对许多困难。
打从我投入了南大以后，便想找一份工作做，以补贴费用，因此我便多方面的拜托朋友代为留意，另一方面又向学校当局申请工读；可是等待又等待，盼望又盼望，朋友们没有音讯，学校方面也无消息，一切都归于乌有，第一学期就在这样盼望、等待与焦急中过去了。
第二学期开始，真是天大的幸运，学校当局给了我一份工作，每月有三十元的酬劳，勉强地总算又渡过了一学期。
第二学年吗，照理我是不会再回到这美丽的云南园来了，好在春假里我又侥幸地找到了一个代课的机会，代了三个月的课，刚好够第一期缴费。原以为校中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岂知当我回到大学时，那位置已由另一位同学取而代之了。这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工作，只好迁到校外去居住。那儿的环境真是坏透了，苍蝇多得惊人，每次吃饭时候都要双手并用，一只拿筷子吃饭，一只手在舞动着赶苍蝇，更惨的是每天自清晨到夜晚，不是房东两老夫妇在吵架，就是婆媳在斗嘴，再不然就是父子要动武，为了要节省几块钱，精神上的负担是够消受的。
首先得克服的是生活费和住宿问题。为了节省，住在校外农家，环境不好，精神负担重，影响学习是难免的。
（3）父亲病重
到了学期中，父亲病了，回去照顾父亲，家里的积蓄都用尽了。再回学校继续学业，到学期末，连回家的车费都没有着落。真是太艰苦了。
在学期中，家里偏又发生了很大的不幸，父亲肺部生疮，接获消息后，即向校中申请了两星期假，星夜奔回，为父亲延医打针服药，结果病是医好了，不过已费去数百元的医药费，这么一来，仅有的几只猪已卖光了，而且还负了一笔不小的债。到了学期结束，连起码的二十多元的旅费也没着落，险些不能回去，说来也好笑。
下半年我原想不回来，然而经不起父亲一再的催促，他说，既然念了上学期，如果不继续念完一年的话，则等于前功尽弃，而且在半途要想找一个位置执教也是不容易，于是在他老人家勉强张罗之下，总算筹到了一笔费用，我便怀着一颗莫名沉重的心，又来到了这可爱的云南园，但是已经迟到了一个星期。
下学期，本想放弃，但父亲坚持回校继续学业，还勉强筹措了一笔费用，才得以回校，心情沉重。雷贤秀经历了贫苦学生都会经历的困难。
（4）好老师凌叔华
在校外住了九个月后，发生了一件十分欣慰的事：
在外面住到九月，有一次，我与几位同学到凌叔华教授宿舍闲谈，她知道了我境遇之后，寄予十分的同情。而且她又是刚辞了工人，故有一空房剩余，于是就叫我搬去她那儿住，这当然又省了几块钱的房租，而且环境是那么的清静，因此在精神上也较愉快得多了。
凌叔华教授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知名作家，擅长短篇小说。大学原本是聘请苏雪林教授来任教的。她也是知名作家。她不能来，便推荐凌叔华教授来任教。
凌叔华教授让雷贤秀搬到她的宿舍去住，真是温暖人心，也正显示出南大师生的感情。这是南大的文化。
（5）丰泰茶庄奖学金
接下来两年，雷贤秀都得到丰泰茶庄的奖学金，帮了很大的忙，真是雪中送炭，不幸中之大幸。
他终于在困苦中挨到毕业。回顾这几年大学生涯，他说：
记得我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这是个动乱苦难的时代，让时间和环境来考验我吧。”是的，这一点我毕竟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父兄与友好，多年来所受的苦难与波折委实不少，但是为了实现理想，我不曾悲叹，更不曾向残酷的现实低头，我只有鼓起勇气，咬紧牙龈来承担一切。
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他一步一步走完读大学的路，坚忍不拔，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所引用普希金的两句诗：“在光荣与至善的希望里，我勇往直前，一无所惧。”
雷贤秀体现了南大创办人所希望于南大学子的精神：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6）毕业后的艰难
雷贤秀在毕业之后，仍然得面对艰难的生活环境。他的堂弟雷贤淇写的一篇记念文章《好猫管九家雷贤秀好样的农家仔》中，记述雷贤秀毕业后的生活变化。由于南大的学位不受承认，在新加坡很难找到工作，马来亚也不容易。雷贤秀于是回乡种田，这让父亲很难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语文不吃香，到处是英语至上。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英校，或早上读华校，下午读英校。政府部门的门更是全关上了。堂哥反其道而行，南大文凭，政府不承认，当然到处碰壁了。（当时，在新加坡极难找到工作。于是回乡务农。）
堂哥只好回家务农，这当然难不倒他。那时代，大多数的学生都一大早割了树胶才上学；放学回家，种菜、准备猪食、养猪。问题出在贤秀哥是大学毕业生，再搞这工作，人们就认为不对头了。那年代，读书人应该是“白裳白裤，不是先生，就是财库。（古田话）”（注：先生：老师；财库：管文书，理账等的文员。可见当时读书人只有做文员的份。）
特别是堂伯，他心中五味杂陈，堂堂一个大学生，回来种菜养猪，倒不如不花那无谓的钱去读书，直接在家乡种菜养猪！现在可好了，人前人后，个个指手画脚，冷言冷语，“花大钱供孩子上大学读书，毕业了只不过在家养猪！”“花大钱读大学，倒不如拿钱买芭”。这些够尤溪伯消受了。
雷贤秀本是农家子，种菜养猪本非难事，难的是父亲心里的感受，旁人的冷言冷语。
（7）再读中文系
雷贤秀于是再离开家，到星加坡大学读第二个学位。
当时，南大中文系毕业生到星加坡大学读中文系，得从第二年读起，因为星大的制度，插班的学生，必须从第二年读起才能获得学位。表面看起来，在南大读了四年，只是等于星大读了一年，实际是受制度所限的缘故。星加坡的南大毕业生一般都不愿意这么做，但有些马来亚的毕业生，为了有一个受承认的学位，就只好这么做。不过，重读一个学位，除了有一个受承认的学位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学好英文。星大中文系开翻译课，是必修科目。学好英文对日后就业当然有帮助。
雷贤秀从星大毕业后，在新加坡教书，后来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当主任。于是，决定在星加坡住下来：
于是把妻小和堂伯都接去新加坡住，还贴心地找的士载堂伯去椰花酒店喝酒。堂哥打算在新加坡定居，也已订了一栋半独立的房子，在同学江禄森的家旁边，他还接到政府公函，打算颁发新加坡公民证给他。但是堂伯不习惯，老人家最需要的五大要素：老健、老伴、老本、老窝、老友，他都缺少啊！
老人家到一个新环境，很难适应。
（8）百善孝为先
雷贤秀面临抉择。留在新加坡，生活较好，但是，父亲年纪老大，难以适应新环境。好在这时，他的第二个中文系学位受马来亚政府承认，可以到国中当老师。他毅然决定放弃新加坡的生活，会家乡去：
思前想后之后，贤秀哥选择回马来西亚，与堂伯相依为命，而放弃新加坡的一切，重新开始。
一般马来亚毕业生，在星加坡找到合适的工作后，都留下来。雷贤秀本也打算如此，无奈父亲不习惯星加坡的生活环境，才毅然决定离开星加坡，回老家去，与父亲相依为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决定。
古人说：“百善孝为先”。雷贤秀为了父亲而放弃星加坡的工作回老家，为的便是尽孝道。
回到老家后，他在爱大华国民型中学当老师，后来当上了校长。他也积极帮助母校南华独中的发展，当董事会总务，南大经济系第三届校友颜清文是南华独中的董事长。他还担任教总理事。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中华文化，体现出南大文化。他是南大的骄傲。
2、黄吉生
黄吉生中学毕业于柔佛峇株巴辖华仁中学，随后进入南洋大学，念的是经济系。报读经济系的并不都是富家子弟，也有穷苦人家的子弟。一般报读经济系和政治系的学生，都比较关心社会大众，为社会大众发言，因而招来杀身之祸。南大经济系和政治系受李光耀逼害的学生特别多。
（1）穷人念大学
他家境贫穷，从不敢奢望进入大学，却如做梦一般到了云南园。他《穷人念大学》文中回忆说：
我念中学时，我万万不敢奢想念大学。然而，这万万不敢奢想的“奢想”今天竟然成为事实了。
在学校快开学的前几天，我从家里带仅够缴学费的钱，满怀信心，来到了这华教的最高学府。来了几天，我的满怀信心就开始动摇了：我满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半工读的工作，而且这工作据鼓励我来念书的C兄说是很有把握的。然而不幸一来到就碰壁了，而且一连下几天都碰了壁，眼看注册日期已近，我的信心也随着日期的的迫近而减弱，虽然C君给我不少鼓励，两且答应给我帮忙到底，但他本身还是半工读的，我怎好意思依靠他呢？看来，要是再找不到工作，我只有回家一途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注册开始的第一天，C兄为我找到了派报的工作，虽然月薪只有五十元，但这正是许多穷同学所求之不得的呢！这是我的造化，还是祖宗积下的阴德？
南洋大学是星马华文中学生梦想的最高学府，能进入真是三生有幸。他在《一张难得的通行证》文中回忆说：
我在投考时被录取了。邻居们在报上看到录取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都来道喜，那份喜悦之情，真不下于古人的“金榜题名”呢！
进入南大是当时中学生梦寐以求的事，一旦成真，便有如做梦一般了。
（2）同窗恩情
他在报考南大时，得到两位学长的帮助，没齿难忘。《一张难得的通行证》文中回忆说：
记得高中毕业时，最高的理想是到南大念书。虽然当时家境不好，但在同学们的鼓励下，决定先考取了再说。当时南大学额有限，在报名投考的学生中只有一半被录取。为了增加被录取的机会，我和巴株华仁中学的陈君参加了由南大学生会主办的补习班。那两个星期的云南园生活，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谢华谦和杨安福两位学长把宿舍让给我们住，他们每晚却去别处“打游击”。每天中午和傍晚上完补习课回到宿舍，他们已煮好饭菜等着我们，用“饭热菜香”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多年以后，我和华谦、安福两位学长又在加拿大见面了，安福学长还和我一起在校友会当理事，真有“万里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南大校友这种互助友爱的情谊，也可说是南大精神重要的一部分。
这样的同窗之情，是南大的文化，也是华校的文化。这种互助友爱的情谊，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是很大的帮助。
（3）派报工作
黄吉生无奈家贫，在面对种种费用，毫无着落时，难免灰心。就在他彷徨无依时，全赖好友协助，找到派报的工作。虽然收入微薄，却是极大的帮助。他在《一张难得的通行证》文中回忆说：
那时念南大，学费每月60元（新元，下同），寄宿的话，房租20元，伙食50元，洗衣费5元。为了节省，我只好住在校外，房租每月9元，大家合起来请一个人煮饭，每月伙食约25元，衣服自己洗，加上其他零星开支，我把每月的费用限定在不得超过120元。住在校外的同学，多数家境不太好，很多都要到坡底去教补习赚一点钱补贴费用。每个星期抽出几晚时间下坡去教补习，也是相当辛苦的。家境清寒的新加坡同学可以向政府申请助学金，马来西亚的同学就没有这种福气。那时李氏基金对念南大的大马同学提供一项助学金，凡是家境清寒、平均成绩超过70分的就可申请，助学金额是二年级100元，三年级200元，四年级300元。数目虽然不大，但对我来说，无异是”雪中送炭”了。
助学金虽然很少，对家境清寒的学生，无异于雪中送炭。穷苦学生首先得解决的是住宿问题。他《穷人念大学》文中回忆说：
缴了学费以后，我已是不名分文，自然不敢想在校寄宿和开膳了。结果也是亏了C兄，在校外为我找了房间。我住的屋子，真是“鸽子笼”，十六路锌板隔了十二个房间，六间六间相对着，住上二十多个同学。这情景，当然比不上寄宿这般得意。水是井水，冲了凉头发干了之后，可以在头上梳出“黄粉”来。电火微弱到看不上几页书就眼睛发倦，似乎怕人家太用功，叫人早点休息似的！伙食是大家联合起来雇一个工人煮，一个月二十多元的伙食，吃的自然不会是餐餐鱼肉。在高度节省原则下，衣服也只好自己洗，粗布长裤没办法浆和烫，只好硬硬穿上一个多星期，才“甘愿”给人洗，但这并非犯了“虐待狂”。在我的预算案里，我赚的五十元，是要无所不包的，好在我念的是经济系，虽然只上了几星期的课，但基本的“经济概念”是懂得了一点，我只好用我懂得的“经济学”原理来用这笔钱了，所以开学至今，我不敢大意地走进过一次餐厅，而且连一次坡也不敢下。
生活艰苦，只能节省又节省，还是拮据不堪。派报的工作给他带来希望，工作并不容易。他《穷人念大学》文中回忆说：
早上五点多我就“自动”爬起床，在黑暗中借点微光摸索着洗脸换衣（因外面私人电厂晚上十二点就闭电），然后踏上那辆“老爷”脚车到校去派报。对于我这穷苦出身的人来说，我始终不敢说派报是件辛苦的工作，而只觉得头脑有点辛苦而已。……
到七点多派报完毕，已是满头露水和大汗了。回去宿舍冲了凉，同房同学大多已用了早点，往往剩下自己在啃面包皮了。
他在《一张难得的通行证》文中也说：
那时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然后骑上那辆老爷脚踏车赶去校园送报纸。我最怕的是七点钟的早课和下午课，前者是赶不及，后者是因为睡眠不足，在大热天上下午课最容易打瞌睡。打瞌睡的高雅代名词是“钓鱼”，在南大四年，我是个出了名的“钓鱼翁”。
南大地处偏远乡间，夜里用电，靠私人电厂供应，半夜十二点时停止供电。早上派报，起早摸黑。派完报纸后才能赶去上课。如果有早课，难免迟到，而且，因为睡眠不足，常打瞌睡。
念了一个月的大学，苦味算是尝到了一些，但尝过比这味道更苦的不止我一人，还有不少和我“同病相怜”的同学。更有不少同学是所有费用都是靠自己想办法的呢。不少同学在坡底兼几处的家庭教师（只做一处恐怕只够车费！），每天赶上赶下，精神负担自不待言，结果功课“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取之力”了。然而，穷人要来念大学也确乎只此一途了。
有人说，大学生是幸福的、无忧虑的；但我要补充一句，大学生也有辛苦的、忧虑的另一面。
校内订报纸的人年年都有，所以年年都要有人派报。依靠派报交学费的学生，黄吉生之前和之后，从未断绝。穷人家的孩子读大学真是不容易，能完成学业就谢天谢地了。
黄吉生刻苦努力，完成学业。他读的是经济系，要是家里从商，他可以轻易发挥所长。可是他家境贫寒，而学位又不被承认，难于找到工作，可是加拿大的大学都承认南大的学位，他再刻苦到渥太华大学修读经济学硕士，并成为安大略省注册会计师。尽管他对星马感情深重，他还是留在加拿大，一个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的地方。
3、朱华联
朱华联，学名朱保连，笔名朱颜，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毕业。一九六四年进入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离开南大后，他把在南大的生活写成几本书：《云南园的歌声》、《南大心声》、《岁月留痕》、《南大回忆》、《南园长风》等。他在南大的生活并不那么快乐。他的回忆是痛苦的居多，家境贫穷是主要的原因，后来更遭受职业学生的陷害，而归根结底则是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的逼害。
（1）高二考进南大
一九六二年，朱华联以高二学生参加南大入学试，考进现代语言系。父亲并不赞成他上南大，一来因为家里没钱供他上大学，一来因为当时星加坡政府逮捕南大学生，令父亲感到担忧。他决定自食其力，就读南大。他在《有笑有泪的云南园生活》（刊于南大站）文中回忆说：
1962年，我考获了政府的高二离校文凭，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无意念完高三。为了要省一年学费，我自作聪明，投考南大现语系。成绩放榜，我考上了，欢喜若狂，准备进南大；可是我父亲极力反对。他知悉政府逮捕南大学生的事件；他预测暴风雨会到来，命令我去念英文黄昏班。我坚持进南大。我下决心要自力更生，不要父亲资助。
1963年，开学的日子到了，手上无钱，怎办？母亲和大哥把筹备的几百元交给我，我提着一个皮箱，告别了父母，从居銮乘火车到星加坡。
就这样，他到了南大。在办理入学手续时，遭遇阻碍。他当时只读了高二，而南大的入学规定是必须高三毕业。他交不出高三毕业证书：
入学要验证高三文凭，怎办？我拨长途电话向母校校长求情，发给我高三文凭。校长回答：“抵触独中条规；没修完高三，考获离校文凭也不能发！”。回头无路，怎么办？我向母校级任老师的丈夫鲁先生求助；鲁助教劝我读先修班。欲速而不达，赔了夫人又拆兵，奈何？我天真无邪，心头总想着半工半读。当时我多么羡慕那些在合作社任职的同学。僧多粥少，要在南大觅得一职或申请助学金，难如登天。
家贫缺钱，又遇注册困难，得读先修班，多花钱，真是陋屋偏逢连夜雨。
（2）同学援助
带来的几百元，交了先修班学费，便所剩无几了。
几百元在身上，缴了学费，存下无几。幸得同乡胡同学援助，给我住在他的房间；一间宿室住进五个人。早餐和午餐，我一片面包充饥。小餐厅订了一份晚餐和余同学共食。我吃不饱，我身体慢慢消瘦憔悴。……
有一次，一个同学下坡，晚餐位空着。我去填空。我低着头吃完饭，匆匆离去。我是不速之客，觉得羞怯。以后有空位，同学邀我去，我都婉绝了。
因为没钱，只能以一片面包充饥，身体消瘦，日子很不好过。原本希望读完先修班可以申请助学金，却完全没有希望。穷苦人家的子弟读大学，没钱是最大的困难。
读先修班的那年，我埋头苦读，希望拿到优越成绩，可以申请助学金。班上的同学常说，我会考到第一名。辛苦了一年，没看见成绩单；只被通知可以读一年级。我申请助学金的梦，又被粉碎了。
为了筹足学费，他在假期当劳工。收入虽微薄，却是很大的帮助。
（3）建筑工人
年底长假，他到建筑工地当建筑工人。存钱交明年读一年级的学费。
1963年尾，南大放长假。我和海山街一个姓吴的星加坡同学到职工大厦建筑工地当抝铁杂工，工资五元。为了节省，我住在吴同学父亲的面房里。这陈旧简陋的组屋，座落在海山街的交界处；车声人声，终夜不停。清晨，我从海山街走路去工场，沿途经过牛车水；我坐在路旁的小木凳上，吃一角钱盐稀粥或炒米粉。
终于筹足学费，回云南园入学。这时，他放弃原先考上的现语系，改入中文系，但是交了学费之后，已不名一文。
（4）好老师黄六平
正在他陷于困苦时，幸而遇到贵人。中文系的黄六平老师，帮他在图书馆找到一份工读生工作。他立刻回家向妈妈报喜。
1964年，东筹西借，交了第一学期学费，手上已没有分文。漫长的365天的日子，怎么挨过？第一天上课，我父亲就要我停学，并托人为我找工作。第一次作文课，黄六平教授要我们当场写一篇文章，题材自选。我下笔如行云流水；我叙述进南大的愿望和困境。交上作文，黄教授看了被感动，愿意为我寻找工读生职位。一周后，图书馆主任要我去面试；我被选用了。辅助金每月六十元。当晚我乘火车赶回家乡报告喜讯，卧病的母亲听了也欢笑。
这是他离开居銮到南大来，最惬意的一段日子。
（5）王赓武报告书的祸害
不幸，《王赓武报告书》引起学潮，他因为担任中文学会理事而受牵连。
好景不长在，不久暴风雨来临；南大当局开除了两百多个同学和教职员。那时我担任中文学会理事，负责年刊校对。据说凡参加学生会和学会的同学都可能收到开除信。这次我很幸运，没收到开除信件。不过那个学生，他常常拿着一个草包的学生来找我，要我签‘悔过书’。我不想签；没做坏事为何须悔过？当理事是犯法的吗？这个草包学生硬要我签。只要平安没灾难就好了，我连悔过书的内容都没看清楚，我糊里糊涂地签了。
签了悔过书之后，他的命运就交给了一个职业学生，最终导致离校。
这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了读大学，逆境而行的悲剧。造成这样的悲剧的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详情在下一章记述。
（录自 2017年10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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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7年10月08日首版 Created on October 8, 2017
2018年07月22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uly 22, 2018